探秘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入会门槛“行业前三”

理事长柳传志(左)与秘书长程虹在2012年“商界春晚”道农会上“变身”列车长。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张妮】 柳传志、王健林、马云、马蔚华、俞敏洪、朱新礼、黄怒波、李书福、王石……如果让这些中国最牛的商界领袖都加入同一个组织，做同一件事，有可能吗？在中国，真的有这样一个组织，中国最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几乎都是它的成员。它就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CEC)。俱乐部的46位理事直接控制和管理的公司每年共创造超过2万亿人民币的销售收入，相当于一个省的GDP规模。是什么力量让这些董事长汇聚这里？这种合力又将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什么？近日，《环球时报》记者走进俱乐部位于北京的办公地点。在俱乐部秘书长程虹的办公室，一张张大佬们的合影成了这里最具代表性的装饰。程虹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这样描述俱乐部的宗旨：社会上普遍关注的是企业家秋天收获的果实，而我们关注的是他们春天播下的种子。

柳传志是理事长

环球时报：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成立的初衷是什么？为什么能吸引这么多商界领袖加入？

程虹：成立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想法是2006年由时任《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的刘东华先生提出来的，还有一些企业家一起参与探讨。大家认为，应该有一个民营企业家自己服务自己的组织，弘扬中国企业家精神和商业正气，给企业家建立一个心灵的家园，搭建一个互相交流、学习的平台。因为媒体、公众等社会方方面面更多关心的是企业家创造的一些可视的东西，比如物质财富、就业、IPO市值、首富等，更多关注的是他们秋天收获的果实。那么，是什么推动这一切成为现实的？我们关注的是企业家春天播下的种子，关注的是他们用怎样的过程促成了今天的这个结果。因为企业家的人文情怀、理想、企业家精神才是真正导致商业成功最根本的原因，才是企业家过去30年来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背后的软实力。我们带着这个想法，跟一些熟悉的企业家朋友谈。结果，包括柳传志、王健林、马云、王石等在内的20位民营企业家一拍即合，在2006年年底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企业俱乐部，相当于一个非营利组织，他们是俱乐部的创始理事。我当时从媒体行业转型，成为创始秘书长，负责俱乐部具体事务的执行。俱乐部的理事长是柳传志。第一届执行理事长是马云，今年的执行理事长是马蔚华。

环球时报：企业家加入俱乐部的条件和标准是怎样的？入会后对企业家有什么要求？

程虹：企业家加入俱乐部有一系列标准。大体上分为软、硬两个标准，硬指标主要是看企业的体量和规模，具体要么看它的销售额，要么看它的行业排位，二选一。销售额一般是千亿级，行业排名必须是前三。软指标包括这位企业家要是创业第一代，要有具特色的管理思想和经营理念，这些理念被业界所认可，还要有一些公益慈善记录等。最后一道流程是46位俱乐部理事全部参加投票，无一人反对才能同意其加入俱乐部，这也相当于大家对其为人、口碑作出了综合评价。每一个企业家加入，我们都会有一个入会仪式，这个仪式一般都在每年4月的理事大会上举行。理事会的举办地点没有固定场所，每年换一个省。对于企业家来讲，最缺的是时间。他们对这个平台最大的贡献是舍得花时间。我们对入会企业家只做一个规定，就是每年的理事大会必须参加，其他活动自愿参加。每年俱乐部的核心活动大概20个左右，平均下来大家的出席率约50%左右，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

集体出访受到国外首脑接见

环球时报：这些商界大佬们在一起都会做些什么？

程虹：我们主要做的是企业家之间的非公开交流，每个季度会走访一个CEC成员的企业，我们叫理事互访，大家一起分析行业前景，帮助这家企业找一找问题的解决方案等。这个活动企业家出席率一般都保持在70%到80%以上。比如，去年12月的理事互访来到万达集团武汉中央文化区。王健林董事长分享了万达集团文化产业的布局、特点和未来发展目标。马蔚华、朱新礼、刘东华、黄怒波等俱乐部成员参加了活动。

我们还会组织一些开放的活动，比如每年组织企业家进行一次国际访问，广泛跟外界接触，信息对媒体开放。我们之前去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等，都是因为大家高度关注那里的商业空间。我们去的每一个国家，基本都会和该国首脑见面，比如去年我们访问新加坡、澳大利亚时，李显龙总理和阿博特总理都接见了代表团。这个见面不仅是礼节性的握手、合影，而是都会有超过1个小时的座谈会。三四十位中国企业掌门人组成一个“我们”，在国际上这种沟通能力以及吸引度是不一样的，如果单一一个企业家想去澳大利亚访问，阿博特总理见他的可能性不大。

环球时报：中国企业家在海外投资经常遭到国外媒体的质疑，企业家代表团出访的时候是否遇到过类似问题？

程虹：这是我们每一站访问都真实面对的一些问题，大家不是去Say hello，而是去讨论问题，这恰恰是我们做国际访问的价值所在。中国企业为什么经常遭遇外国媒体的误读？我认为主要是中国公司的精神气质和企业家气质目前还很模糊。相反，中国公司一些没有代表性的个案，在国际上容易被放大成代表性的形象，比如华尔街的中概股、西班牙烧鞋事件等。当然这也不能全怪外国媒体，之前中国的公司群与国际社会特别是与西方国家沟通太少，或者说沟通方法太单一。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做了一些尝试。比如，2013年我们访问法国之前，就把代表团十几位企业家的创业故事翻译成法文版，传给该国相关的政府部门、公司以及媒体。等见面聊时，法国官商学各界都很惊讶，原来中国商人、中国公司成功的逻辑跟我们是一样的，都要想办法提供高性价比的产品或服务，原来中国企业家今天具有非常好的全球视野。结果法国主流媒体关于CEC访问的消息，没有一个是负面的。我们只是把一张张真实和真诚的商业面孔带给大家。国际访问最大的一个价值就是我们在做中国整个商人群体的对外沟通。信息对称了，信任度提高了，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交易成本降低。

迟到1分钟罚款100美元

环球时报：这么多强势的企业老总在一起交流时是什么状态？

程虹：好轻松、好愉快。在俱乐部的活动里，他们很感性的一面是外界看不到的，大家在餐桌上聊得很high，可以互相开玩笑，一起唱歌、做游戏。他们可以吐槽，可以排遣压力和孤独。企业家可能会比别人承受更多压力，但他们排遣的渠道不是很多，他们在跟家庭、团队、合作伙伴在一起时，都要带着一些责任。而企业家们在一起有更多共同语言，有很多人成了朋友。企业家们在一起是竞合，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在商业合作上，他们还是非常理性的。在我看来，这个群体有两个最大特点，一是非常有智慧，心胸和视野超乎常人。二是他们非常努力，每天的工作节奏也快得超乎常人。外界看他们可能有很多光环，但他们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和风险。公众、媒体都会拿放大镜去看这些人。不过，他们不会被压力值压垮，企业家是抗风险能力极强的一群人，甚至有些人是风险偏好型的。在集体出访活动中，大家的组织纪律很严格。比如，我们规定在国外访问集合时迟到是要罚款的。迟到1分钟罚款100美元，迟到5分钟大巴车就不等人了，请您自己打车过来，同时还要交罚款1000美元。这些规矩一旦制定他们都能非常好地遵守。

环球时报：除了这些功成名就的企业家，俱乐部对于那些正在高速成长的中小企业的企业主是否关注？

程虹：我们也在通过俱乐部的其他项目如绿公司联盟把二代的力量或者高速成长的中小公司聚集在一起。我们还有海外投资联盟、绿公司年会等。这些圈子日常都有自己独立的活动，但我们也都在设计跨圈的连接，让行业领导者的公司和行业追随者的公司、中小型创业公司，形成互帮互助的链条关系。大家现在老讲混圈子，我觉得圈子本身没有价值，关键是你通过圈子要做什么事，如果圈子或平台本身不提供有价值的服务，你和我在同样一个圈子里，就是见个面，并不能共同做一件有价值的事。所以俱乐部致力于把生态圈一层一层架构起来，最终组成一个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商业生态圈。比如，2014年我们在南宁举办的一个论坛上，就有理事企业成为绿公司联盟企业的重要投资人。这种事情每年都发生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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