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襄骁将

　　话说1931年12月上旬，一个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指示传达给了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参谋长、共产党员赵博生：以联合红军抗日为政治口号发动起义，争取第73旅旅长董振堂、第74旅旅长季振同支持起义，并用最大的努力争取全部起义,起义后组成红五军;万一不能全部举行起义,董振堂所领导的73旅以及中共党组织能够掌握的其他部队以“进剿”为名,在适当的地点解决反动军官,实行局部起义。

　　董振堂是谁？为什么中共苏区中央局如此笃定董振堂这个国民党军队的高官会响应我党的起义号召呢？而由赵博生策动的这次起义最后又是否能实现26路军全部起义的目标呢？

　　1917年夏天,22岁的董振堂考上了保定军官学校的预科学校——北京清河陆军第一预备学校，预科学习结束后，董振堂于1921年10月进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炮科深造，1923年8月毕业后，与张克侠、何基沣等13名同学被陆军部派到冯玉祥部第十一师当见习官。1924年10月,董振堂参加了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由于处事果敢、指挥出色,董振堂深得冯玉祥将军的信赖,先后被提升为陆炮营营长、工兵团团长。1926年9月,在刘伯坚等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冯玉祥在绥远省五原县誓师,将部队改编为国民联军，董振堂再次被提升为国民联军第四师第十二旅旅长,随冯玉祥西征,打退了围困西安的直系军阀刘镇华部,成为西北军中一名骁勇善战的大将。中原大战后，冯玉祥下野，其黄河以南的残余部队被蒋介石收编调往山东济宁地区，董振堂任改编后的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第25师73旅旅长。

　　1931年1月，蒋介石命令董振堂所在的26路军从山东开赴江西，参加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由于在大革命时期，中共就在26路军开展过工作，对26路军官兵的思想影响很大。所以当时广大官兵都不愿南下同红军作战。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就让董振堂的73旅率先南下。当火车开到济宁、兖州之间的孙氏店车站时,董振堂命令部队全部下车破坏铁路,致使整个26路军一时无法开进，表现了董振堂对中央苏区、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鲜明的态度。

　　第二次围剿失败后，1931年7月，蒋介石又组织30万兵力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这时第26路军才姗姗来到江西，进驻宁都。9月，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执行消灭异己的政策，把26路军留在宁都驻守，而其嫡系部队则先后撤离前线，26路军处于苏区军民的包围之中，对孤军驻守深为不满，内部矛盾很尖锐。

　　当时，26路军军心不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三省沦陷,华北危急。由于26路军广大官兵很多都是来自华北地区,他们纷纷要求北上抗日,保卫自己的家乡。对于26路军将士的要求蒋介石不但不支持还用重兵监视阻拦，使26路军官兵义愤填膺,反蒋情绪更加高涨。26路军中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觉得时机成熟了，开始酝酿起义。

　　正当起义积极准备的时候，一个危机出现了：1931年12月初，起义计划被发现。国民党南昌行营命令立即逮捕26路军中的中共党员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等人。在此紧要关头，赵博生、刘振亚等人商定，决定趁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和第27师师长高树勋不在部队的时机，果断起义。在向中共苏区中央局报告起义的计划后，得到了我们文章开头说到的那个指示。

　　赵博生和董振堂、季振同都是河北老乡，交流起来有一种天然的纽带，而且董振堂和季振同早就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所以当赵博生提出起义的计划时，马上得到了两人和第74旅1团团长黄中岳的支持。

　　1931年12月14日下午，董振堂等人按照事前商定的计划，派起义部队的主力第七十四旅和第七十三旅直属队控制了电台、指挥机构等要害部门。同时，用参谋长赵博生名义宴请全军团以上主官，趁机逮捕了所有反对起义的军官，并把代总指挥、第25师师长李松昆的师部包围缴械。

　　当天晚上，在26路军指挥部所在地耶酥教堂二楼宴请全军团以上军官。八点左右，正是酒宴进行到了高潮的时候，赵博生宣布了起义的决定。正巧这个时候，一楼负责警卫的部队冲上楼时一名士兵的枪走火，引起楼上一些军官骚动，两名军官跳楼逃跑，但很快被制服、抓回了。

　　在赵博生、董振堂等人的周密策划下，起义进行得非常顺利，只在包围第25师师部时发生片刻枪战，有几人伤亡。第26路军除了第25师师长李松昆听到枪声只身越墙逃掉、驻在城北的1个团因路远未能参加外，共有一个总指挥部、2个师部、6个旅部、11个整团总计1.7万余人，携带两万多件武器，参加了起义。

　　宁都起义后,26路军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1932年春,红五军团临危受命，在赣州之战中掩护红三军团撤出阵地，董振堂指挥的十三军大显神威,红五军团从此成为了红军主力部队。1932年4月,由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和13军政委何长工介绍,董振堂被苏区中央局正式批准入党。

　　董振堂入党以后很激动,把自己多年积攒下来的1200块银元全部交了党费。当时的13军政委何长工为慎重起见，将此事上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劝他说:“不要全交嘛,寄一些给家里,留一点自己用。”但是他斩钉截铁地说:“革命了,我把一切都交给党了,还要钱干什么!”

　　1932年5月,红军一、三、五军团进行了重编,董振堂被任命为五军团军团长。他先后率部参加漳州、南雄、水口等战役战斗和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屡立战功，声名大震，曾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授予的红旗勋章。1934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红5军团在董振堂的指挥下，也不断发展壮大，与红一、红三军团并称为中央红军三大主力。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董振堂率红五军团担任后卫。由于多次胜利完成阻击国民党军的任务，为保障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北上立下赫赫战功，董振堂所率红五军团荣膺“铁流后卫”的光荣称号。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五军团改称红五军，董振堂任军长。1936年10月所部编入西路军，渡黄河西征，董振堂指挥所部参加了攻占山丹、临泽、高台等县城的战斗。1937年1月12日，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指挥5个旅的兵力围攻高台。董振堂指挥红五军坚守阵地，浴血苦战9个昼夜，给进攻之敌以重大杀伤，终因弹尽粮绝，于20日壮烈牺牲，时年42岁。

　　董振堂牺牲的过程有很多种说法。其中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董振堂中弹后从城上跌下，又摔伤了腰。他爬起来半跪着，举起手枪向马家军射击。左手手枪子弹打完了，他右手拿起手枪，将最后一粒子弹，射进了自己的胸膛。

　　一员红军骁将就这样在河西走廊陨落。听闻董振堂牺牲的消息，毛泽东深情地说：董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2009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了“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董振堂名列“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名单之中。

关键词：董振堂,突出贡献,英雄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