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兜售西方理论

　　自从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社会上出现了对“供给侧”的各种解读。但是在解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些学者照搬美国“供给学派”的理论体系来解释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强加的生搬硬套，易于造成误读和误解。因此，正确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深入贯彻和推进落实这一改革举措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现在多数学者把萨伊看成是供给经济学的鼻祖。事实上，在凯恩斯经济学出笼前，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都强调供给，认为供给比需求重要。在早期的古典经济学中，提倡鼓励生产，强调经济活动的目的是生产。斯密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一国财富主要决定于实际产量水平，在于供给方面。比如，斯密认为，一国财富的直接决定因素是劳动生产力和生产性劳动的比率，而专业化与分工提高劳动生产力是一个可以观察到的事实。因此，整个古典经济学都可以称为供给经济学。只是萨伊把供给经济学发挥到极致，认为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应该说，萨伊与斯密一脉相承，而且把斯密的经济思想“发扬光大”，重新阐述了斯密的学说，进一步把斯密学说系统化，同时也庸俗化。斯密提出市场无形之手的命题，而萨伊则更进一步论证了市场自动调节生产，社会生产使总需求等于总供给，经济永远不会出现生产过剩的危机。只是20世纪20年代末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打破了萨伊神话，从而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经济学理论如何更好应付经济危机。其实，对萨伊经济学，马克思早就进行了彻底的批判，称之为庸俗经济学。

　　面对萨伊经济学带来的经济危机，凯恩斯指出，主要是由于缺乏政府宏观调控的市场总是会出现“失灵”，从而导致生产与需求的脱节，而生产过剩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对此，凯恩斯倡导政府干预和需求管理思想。因此，二战后，面对持续的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普遍实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从而达到刺激经济增长以拯救经济危机。但是，凯恩斯主义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只是“昙花一现”，并没有带来实质性效果，反而形成了经济的“滞胀”局面。事实上，凯恩斯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内生性的市场与需求扩张的理论，罗斯福新政的实质也只是在现有体制下的局部调整，而只要整体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起决定性作用，就改变不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内在矛盾。因此，凯恩斯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趋势和矛盾，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只是延长了危机爆发的周期跨度与时间。对此，凯恩斯本人也承认其政策只能短期有效，而从长期来看是无效的。

　　上世纪80年代，为了摆脱因实施凯恩斯主义政策带来的经济“滞胀”困境，美国里根政府再次将萨伊定律奉为圭臬，推行一系列以供给学派为理论基础的政策措施，诸如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解除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监管、大幅度减税等政策，企图带领美国走出“滞胀”困局。供给学派坚持“购买力永远等于生产力”“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强调经济危机的出现并不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恰恰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乱作为，从而主张市场自由放任的回归。经过几年的实践，供给学派的政策实际效果并不令人满意，相反还带来了更大的副作用，它使美国联邦财政连年出现巨额赤字，美国从此由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沦落”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供给学派”也随之名誉扫地。曼昆等经济学家甚至把美国供给学派称为“倒霉的”“愚蠢的”经济学，而克鲁格曼则称之为“巫术经济学”。

　　今天我们的一些学者不去正视这些事实，却仍在鼓吹“供给学派”理论，重提实施该学派的政策主张，把我国实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单化地等同于供给学派理论，这不仅误导舆论和政府政策方向，更有可能会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不断超越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的教条，用事实不断改写西方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屡屡误判，成功地走出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让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引起世界关注。回溯整个历程，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并没有遵循西方模式，更不是西方化，而是抵制着华盛顿的“正统”经验，寻求适合本土的发展路径。很多情况下，可以说，正是中国发展的路径成功摆脱了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教条，才推动中国经济的异军突起。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表明，中国道路注定要在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发挥强大的影响，由此也会改变未来经济发展理念。可以想象，相比较在西方金融危机中崩溃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中国模式在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更有市场、也更具吸引力。

　　透视中国经济成功的秘诀，中国与西方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国家的角色与作用，中国政府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和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中国经济改革并不是简单的实行市场化，实质上是对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构。300多年来，西方经济学总是囿于市场与政府的替代争论，从而始终无法消除经济发展中面临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的问题。而中国从改革开放伊始就清醒地意识到，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经济改革的核心，经过不断调整，现在定位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有机结合。正是这样的体制框架支撑了30多年中国经济的奇迹和成功。所以，不是中国经济改革复制了西方经济理论，恰恰相反是中国经济发展丰富了经济理论的内容，贡献了经济理论的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中国向世界呈现的外在形象是经济成就，其本质是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对西方的超越。从另一个方面看，只要任何时候中国经济发展背离了中国国情而拥抱西方理论，滥用西方理论，中国经济必然出现大的波折和问题。

　　因此，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意义在于超越而不是复制西方经济学理论，是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发展，它立足于我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是在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个宏观背景下提出的新战略。从本质上讲，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发展中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内在诉求，是中央“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总体部署的组成部分，其基本思路体现了对供给与需求关系的辩证把握，强调“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作用的有机结合。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萨伊定律无论是理论还是着力点都有根本性的不同。萨伊定律在本质上是排斥政府作用的，强调自主释放的供给能够自然产生均衡是其理论特点。而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恰恰是反对萨伊定律的。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政府要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职能，并通过推动供给侧的改革深化，通过推动中国经济的深层次结构重构和调整，来解决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实现经济增长的动能转换；在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的基础上，实现供给质量不断优化，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因此，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是一场革命，要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为提高供给质量、激发内生动力营造外部环境。所以，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出发点到举措彰显的都是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

　　对于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定要警惕假借“改革”的名义，实则贩卖“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不但要在理论上正本清源，澄清认识误区，而且要在实践中准确把握中央精神，从而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达到预期效果。

　　1.既要调整供给又要关注需求。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没有供给，需求就无法满足，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当前，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就必须推进供给侧改革，提高有效供给能力，创造新供给，提高供给质量，扩大消费需求，增强经济内生动力和活力，为中长期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创造条件。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应被单方面过度解读，而是要处理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管理之间的关系，将两者有机结合，这样才能有助于提高宏观经济管理水平，有助于防止经济比例关系失调，有助于克服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实现国民经济健康协调稳定运行。

　　2.对“过剩产能”要有正确认识。有观点认为，产能过剩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作用发挥不够、国家干预过多的结果，甚至认为，国企是产能过剩的根源。事实上，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钢铁、建材、汽车的产能过剩，与经济下行的速度与市场景气的收缩过快有关，也和房地产市场的畸形发展和公共服务的分布不合理有关。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均钢铁的使用量和家庭汽车保有量并不高，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所以中国只有相对收入水平的产能过剩，不存在绝对的产能过剩。从根本上看，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产能过剩不是政府干预过多而是市场失序的结果。因此，解决产能过剩问题，需要突破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迷信，借鉴和超越西方发达国家的规范市场，既不能回归计划经济老路，也不能完全放给市场，而应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从而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协作新路。

　　3.不应把“亏损企业”当作“僵尸企业”简单化处理。“僵尸企业”，是指已停产、半停产、连年亏损、资不抵债，主要靠政府补贴和银行续贷维持经营的企业。这类企业挤占了社会宝贵的实物资源、信贷资源和市场空间，影响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整体提升，因此，要斩钉截铁地处置，该“断奶”的就“断奶”，该断贷的就断贷，通过采取兼并重组、债务重组或破产清算等措施，优化资源配置。但是，一定要防止把一些“亏损企业”简单地当作“僵尸企业”来对待。决定企业前途的不是债务，而是产品的竞争力，是人才和技术。对于实体经济中的亏损企业，必须搞清究竟是技术上已经落后必须淘汰，还是市场波动引起的资金链断裂？事实上，一部分“亏损企业”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企业转型成功能够重新焕发活力。如果不加认真分析，简单化处理，就会出现去工业化的后果，从而影响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此外，不能把“僵尸企业”等同于国企，达到“去国有化”实现私有化的目的。国有企业规模大、员工多，而且往往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历史上对经济成长的贡献较大，应妥善处理，不能以处理“僵尸”为名卖国企，否则国企成“被僵尸”的借口，从而为私有化大开方便之门。应该说，大多数国有企业是有效率的，也是有竞争力的，只是经济下行外部环境造成一时困难，而并不是真正技术落后和产品没有市场。随着技术成熟、产品完善和市场启动，一些亏损的国企仍有重新焕发活力的可能。用“甩包袱”办法去处理暂时亏损的国有企业显然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

　　4.调整经济结构不能只靠市场。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前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主要是市场化改革不到位，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推进完全市场化的体制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调结构，是存量改革，强调实现“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三位一体。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也要注重和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完全的市场化不但不能彻底解决结构问题，反而会使结构问题更突出。政府要通过投资引领和国企导向作用，实现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并带动和引领整个国民经济转型升级和稳步发展。为此，在结构调整中，一是国家可以通过设立战略基金，建立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加强人才储备；二是国家可以通过实施基础理论创新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联动效应，实现弥补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创新短板。

　　5.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落实共享发展理念。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巨大。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分配公平问题日益凸显。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产能过剩，其中一部分就是与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有关。加强供给侧管理，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提供更多高质量产品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增进人民福祉，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落实发展共享，是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因此，在处理过剩产能的过程中，可以考虑将过剩产能转化为保障低收入群体正常需要的民生资产。市场经济本身必然产生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收入再分配仅靠税收与福利支出是难以持续的，而通过国家行为打造某种民生资产，可以使该类资产产生的收入定向用于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与消费，从而提高低收入阶层的福利水平。同时，也可以用国债方式收购剩余产品来实现再一次全民福利，或实行重点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的分配方式，提升国民整体生活水平。

　　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赢得了世界的认可，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基于我国经济改革发展实践所形成的各种经济理论和学说还显得非常零碎，并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完整的、具有严密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更没有提出完整的理论框架去解释中国经验，进而一直沿用西方的概念解释中国的问题。而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学界也存在着重西方经济学，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倾向，从而导致不少学者对西方经济学的“迷信”和“崇拜”，妨碍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立思考和理论创新能力。特别地，一些中国的经济学者仿佛已经对西方的经济理论形成“路径依赖”，每当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成功，往往简单化地归结为是学习和运用西方经济理论的成果；而当每一次经济出现问题时，要么责怪没有很好遵从西方的理论或者西方理论没有得到很好运用；要么不自觉地从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寻找答案和理论依据。这种格局和状况，容易使我们丧失理论自信，甚至掉入西方经济学理论和西方话语体系的陷阱之中，从而误判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

　　回顾中国30多年的诸多改革，不少是源自于自下而上的实际经济操作者的行动，然后被中国的经济学者总结发掘，最后以某种在西方经济学看来无法理解或似乎不严谨的科学词语，不断被中国最高层决策者采纳，再经不断试验和“试错”，进而以更直白和朴素的语言形成权威的改革文件最后向全国推进，形成改革浪潮，取得改革的成功。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价格双轨制，所有制结构理论，收入分配理论等。正是这些在西方经济学里很难搜寻的中国语汇和中国概念，实际上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点火器，从而启动了中国30多年的经济改革，推动形成了中国经济的奇迹。可以说，正是中国并没有遵循西方的教条，而是始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雄辩的事实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神话”。

　　事实上，任何理论都有其特定的适用性。现代西方经济学无论从起源还是从发展来看，都是与“西方”息息相关，是西方经验的总结。而且，西方学者所拥有的经历、背景决定了任何西方学者不可能准确解释中国问题，也更不能解决中国问题。因此，一味地用西方的范式解释中国问题，用西方的概念去裁剪中国现实，用西方的理论去套用中国实践，结果难以解决中国问题。这种理论的“奴化”和不正常现象，不仅反映了中国经济学概念的缺乏，也暴露了中国经济学理论缺乏自主性和自信力。因此，中国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经济学的理论准备和主体意识，更需要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没有主体性，经济学不能解释中国问题，更不能解决中国问题。

　　中国的崛起对西方概念形成了挑战，中国的崛起和对西方的超越使得西方的概念和学说越来越难以对中国问题提供准确解释。中国的发展有着西方经济学研究者所没有的丰富素材，是一座构建经济学理论的富矿。中国的学者要善于从丰富的实践中汲取和升华经济理论的中国元素。当前，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任务是，不但要解构经济学的西方中心论，更重要的是对经济学的西方概念进行“术语革命”，进而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术语“创造性”重构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逻辑体系。中国的学者有义务和责任秉承对西方概念的解构和改造而不是坚守和盲从，为世界经济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

　　(作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