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青春

　　1924年秋末的一个夜晚，中共北方区执委会宣传部长赵世炎带着一个年轻人走进了北京宣武门附近的一座破庙里。在这破庙里，中共北方区负责人李大钊和著名工运领袖邓中夏正坐在香案旁的小油灯下低声交谈。赵世炎和这个年轻人进来之后坐在李大钊和邓中夏对面的椅子上。这时李大钊严肃地说:“同志，根据你的申请和赵世炎同志的介绍，党组织决定吸收你加入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希望你今后忠诚地为党的事业服务，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这个年轻人是谁，他的入党仪式为什么会有三名党的重要领导人参加呢？

　　这个年轻人叫多松年。当时是北京蒙藏学校的一名学生。这多松年虽然是个学生，但很早就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923年5月，在归绥曾经爆发了青年学生抵制日货、反对"二十一条"、打"盛记洋行"的爱国运动，多松年是这次爱国学生运动的重要参与者。1924年年初，多松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团后，他担任了北京蒙藏学校首任团支部书记，领导爱国学生参加了一系列革命斗争。你像"二七"大罢工纪念活动、五卅反帝大游行、迎接孙中山先生北上和孙中山先生逝世追悼会等等。在这些革命斗争中，年轻的多松年得到了锻炼、经受住了考验，他的入党条件也逐渐成熟了，这才有了李大钊同志亲自主持的入党仪式。

　　多松年1905年4月出生内蒙古归绥县麻花板村，蒙古族，父母都是贫苦的农民。贫苦的生活使多松年从小就产生了朴素的反抗意识，这也是他在北京参加革命斗争态度非常坚决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昏暗的油灯下，李大钊宣布了组织同意多松年入党的决定。宣誓后，面对三位党的重要领导人，多松年坚定地表示：“请党放心！我入党不为名不图利，为的是受苦受难的同胞早一天得到解放，为了党的事业，我一定冲锋在前，不怕牺牲，永不叛党！”

　　多松年入党后，干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和同学乌兰夫等人一起在1925年春天创办了《蒙古农民》。这个刊物的创办可以说是意义重大，它使马列主义在蒙古族同胞中的宣传有了一个重要的阵地。

　　创办《蒙古农民》的最初倡议者是李大钊。接受任务后，多松年、乌兰夫等人就开始分头进行紧张的筹备。为了使刊物更有针对性，更贴近蒙古族群众的思想实际，在杂志筹办期间，多松年还专门到蒙古族聚集的察哈尔、绥远等地做社会调查，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为办好《蒙古农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25年4月28日，《蒙古农民》第一期编印出来了。

　　第一期《蒙古农民》编印出来后，李大钊同志评价非常高，认为刊物理论联系实际，针对性强，很有战斗力。于是决定将《蒙古农民》和《向导》、《新青年》、《工人之路》等革命刊物一起，散发到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在蒙古族群众中产生了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受到广泛欢迎。与此同时，党组织还把《蒙古农民》确定为蒙藏学校党组织的内部刊物。

　　《蒙古农民》内容十分吸引人，刊物中有很多栏目，包括“政论”、“诉苦”、“醒人录”、“好主意”、“蒙古曲”等等。“蒙古曲”中当时曾经刊载了这样一首诗:

　　张才去，吴又来，街上死人无人埋!张才来，吴又去，前后唱的一台戏!盼星星，盼月儿，盼人不如盼自己!

　　这里的“张”是指军阀张作霖，这里的“吴”是指军阀吴佩孚。

　　在“蒙古曲”中还刊载过这样一首诗:

　　天光光，地光光，军阀不倒民遭殃！

　　天光光，地光光，王公不倒民悲伤!

　　天光光，地光光，列强压迫哭断肠!

　　用生动鲜明的语言指出了当时悬在人民群众头顶的“三座大山”。

　　由于在革命斗争中的出色表现，多松年和乌兰夫等人都成了党组织重点培养的对象。1925年秋，中共北方区委派多松年、乌兰夫等人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期间，多松年十分刻苦努力，他抓住一切机会学习俄语，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突破了语言关，各门功课也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课余时间，他瞻仰了革命导师列宁的遗容，还听过斯大林的讲演，也受到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的接见，更进一步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

　　1926年秋天，党组织决定让多松年提前回国。回国后，中共北方区委立即委派他担任了中共察哈尔特别区工委书记，专门负责领导察哈尔地区的革命斗争。多松年来到塞外重镇张家口后，活跃在工厂、学校，宣传革命理论，建立革命组织，使察绥革命斗争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新局面。在他和工委的领导下，察哈尔地区很快建立了82个村农会、4个区农会和1个县农会，发展农协会员近千人。

　　正当察哈尔地区的革命形势日渐好转时，一个严峻的局面出现了：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在上海悍然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反动军队在地痞流氓的配合下于4月12日凌晨开始寻衅滋事，借机解除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杀害工人纠察队员100多人。在第二天10万上海工人举行游行请愿时，反动军队又向请愿队伍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接着，反动军队占领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查封或解散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进行疯狂的搜捕和屠杀。在事变后3天中，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优秀共产党员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光荣牺牲。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反革命政变。当日捕去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0多人，封闭工会和团体200多个，优秀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被害。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4月28日，李大钊和其他19名革命者英勇就义。

　　在中国革命的危机关头，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当时革命的中心武汉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李维汉、毛泽东、张国焘、李立三等82人，多松年作为热河、察哈尔、绥远3个特别地区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多松年也是这次会议年龄最小的代表。

　　党的五大在革命的危机关头召开，却没有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由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做的政治报告既没有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和政策，还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比如说中山舰事件退却让步是正确的；无产阶级不应搞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只应进行经济斗争等等。大会在陈独秀的操纵下拒绝讨论毛泽东向大会提出的关于加速深入农民斗争，立即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提案，甚至把毛泽东排斥于大会之外，剥夺他在大会上的表决权。大会通过的一系列决议把蒋介石的叛变革命视为整个资产阶级的叛变，从而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同时，又把汪精卫、唐生智等人当作激进的小资产阶级代表，对他们抱有很大的幻想，对他们公开叛变革命的危险缺乏清醒的认识和准备。大会提出了土地革命的要求，规定了将土地无条件地转给农民的原则，但又将实现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汪精卫集团身上。更为重要的是，大会没有认真讨论如何实现和发展党直接领导革命军队的问题。

　　在党的五大上，多松年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从会议记录看，对于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提出的开展武装斗争、土地革命的建议，他在小组讨论会上都表示了赞成。

　　参加完党的五大后，多松年返回北京。此时，多松年面对的，是党在北方的主要领导人李大钊牺牲，张家口党的地下组织被破坏，许多同志被捕入狱，他自己也被反动当局通缉的严峻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同志劝多松年不要回张家口了，以免遭遇危险。但在回到老家暂避风头后，多松年还是执意返回了张家口，力图营救被捕同志，重建党的组织。

　　1927年8月初，多松年坐夜车回到张家口。一下火车，就发现被特务跟踪了。他穿街绕巷，飞快地赶到西河沿的寓所，取出秘密文件，用火烧掉。刚刚将最后的一份文件投入火中，就被赶来的反动军警逮捕。

　　多松年被带到张家口警察局后，敌人先是对他严刑拷打，要他招供。多松年被打得皮开肉绽，但始终双唇紧闭，只字不吐。

　　敌人见酷刑不见效果，就又以高官厚禄诱使多松年投降，同样未能得逞。无计可施下，残暴的敌人在1927年8月中旬，用5根一尺多长的特制大铁钉活活把年仅22岁的多松年钉死在大境门城墙上。当天晚上，多松年的同学朱实夫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把多松年的遗体从城楼上背下来，葬在了万泉山下。新中国成立后，在烈士家乡建立了纪念馆，以纪念这位年轻的革命烈士。

关键词：共产党员,革命斗争,张家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