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氏英杰

　　说起河北省怀安县柴沟堡镇，大家马上会想到的可能是熏肉。这柴沟堡熏肉色泽鲜艳、味道醇香、肥而不腻、瘦不塞齿，是驰名全国的历史名吃。其实，柴沟堡不仅熏肉有名，作为底蕴深厚的历史名镇，它也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象曾经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的康世恩以及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阮慕韩就都出生在这里。

　　阮慕韩出生于1902年8月23日，他一生中干得最轰动的一件事发生在1946年7月。当时，已经担任察哈尔省高等法院院长、成为中共高级领导干部的阮慕韩，从宣化回到家乡柴沟堡，在怀安县人民政府和柴沟堡区主要负责同志的协助下，与叔叔一起把祖遗土地3200多亩捐献出来，由当地政府分给无地的贫雇农。此外他还把家中珍藏多年的1000多件皮、毛、绸缎、布制的衣服，两大箱金银首饰，一箱玉器，几百件农具，3万多斤粮食，全部交给当地农会，分给缺衣少食的贫苦农民。

　　阮慕韩献地，在当时影响非常大。在献地后的第3天，也就是1946年7月26日，《晋察冀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地主出身的共产党员阮慕韩献地卅余顷，其叔父亦深明大义共襄义举”的消息，并发表《阮慕韩献地》的社论，对阮慕韩的义举给予高度评价。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发出公开函号召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党员干部向他学习。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也向他发出了嘉奖令。

　　在《晋察冀日报》的社论里，对阮慕韩献地的性质做出了这样的界定：

　　“出身于察南著名大地主家庭，长期献身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阮慕韩同志，于本月二十三日自动以阮家祖遗之所有土地三千余亩献给贫苦农民，这是有历史意义的革命行动……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证明：广大农民前仆后继进行流血斗争，都是为了搬倒这一座封建大山和挣脱这沉重的加在农民身上的奴役枷锁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历史阶段，一贯主张首先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即必须实现‘耕者有其田’。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走上近代化、民主化的道路……阮慕韩同志把家庭所有土地主动献给农民，这不但表现了对农民极大同情的正义行动，而且表现了共产党员为人民利益牺牲一切的高度的政治觉悟，这种行动是在国民党区域不可能有，只有在解放区才能有的。这不但是我党中一部分地主出身的同志的光荣，而且是全党同志的光荣；这不但是地主出身的共产党员的模范，而且也是地主出身的一切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模范……我们相信今后党内地主出身的这一部分同志中，一定还有许多阮慕韩出现。”

　　确实象社论最后所指出的那样，在阮慕韩的带动下，晋察冀边区许多地主家庭出身的党员干部和开明地主都纷纷效法阮慕韩的义举还田于民。比如，共产党员、察北行署专员柴书林还田3800亩；察南地委组织部长仰克仕还田400多亩。还田于民热潮的兴起，有力地推动了晋察冀边区土改政策的贯彻执行。

　　怀安柴沟堡阮氏一族富甲一方，但男丁不旺。到阮慕韩这一代，他又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因此从小就备受关注，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924年，22岁的阮慕韩从北京通州潞河中学毕业后，于第二年考入日本庆应大学深造。在庆应大学，阮慕韩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学说。他发起组织了“业余社会主义科学学习会”，联合学校的进步同学，利用业余时间，一起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阅读《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等与社会主义有关的书籍，视野大开。1931年，阮慕韩从日本庆应大学毕业后回国，因为他在法学方面造诣很深，先后担任北平中法大学、法商学院和天津法商学院教授。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东三省，抗日呼声遍及全国，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叫嚷“攘外必先安内”，对日寇妥协投降，对内屠杀共产党人，镇压爱国人士。这一切促使寻求救国之道的阮慕韩逐渐觉悟，明确了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救中国的真理。这年10月，他结织了中共地下党员鲁仲平。经鲁仲平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阮慕韩入党后，党组织根据他的出身、学历、职业等情况，派他在大城市做党的地下工作，主要任务是做上层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在中共华北联络局负责人张友渔的领导下，阮慕韩与杨秀峰、吴晗等人创办《世界论坛》、《时代文化》、《文化动向》等刊物，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成为当时著名的“红色教授”。

　　在白色恐怖下，搞地下活动风险还是很大的，为了便于党组织开展活动，阮慕韩在1933年把家眷从柴沟堡接到北平，在西城南三道栅栏买了一处四合院，把自己的家作为地下工作秘密联络点。

　　1934年冬，阮慕韩所在的党组织遭到破坏，他因共产党嫌疑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在狱中，阮慕韩虽受尽严刑拷打，但始终坚贞不屈，没有暴霹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后经我党多方营救，被保释出狱。出狱后，阮慕韩义无反顾，继续从事党的抗日救亡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伴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阮慕韩投笔从戎，离开北平，奔赴抗日战争的最前线晋察冀边区，曾任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委员兼晋绥游击军政治部长、冀中军区司令部秘书长。1940后任华北大学法政研究室主任、中共北方局通讯联络部长、晋察冀边区参议会秘书主任等职，并参加了延安整风。

　　阮慕韩非常善于思考，他在冀中工作的时候，曾经发生了一起“清乡党”案件，这个案件的真相大白，就充分地体现了阮慕韩的这个性格特点。

　　“清乡党”案件发生在1939年的曲阳县。当时，抗日游击队查获了一本“花名册”，上面有300多个人名，还写有彼此互相联络的暗号。于是，曲阳县人民政府逮捕了其中的七十人，并初步决定判处30人死刑。曲阳县人民政府上报请求边区政府批准执行。由于此案牵涉的人多面广，搞得人心慌慌，干部不敢接近群众，群众与群众彼此更失去信任，以至使抗日工作也趋向于消沉与停滞。

　　在边区政府党政领导研究处理“清乡党”的会议上，阮慕韩细致审阅了曲阳县上报的材料后，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敌我斗争现在正处于白热化，而我们边区军民的斗争性又是在日益高昂与激进之际，而只靠一本来路尚未查清的“花名册”，就这么轻而易举地破获了这起案件，这是很令人怀疑的地方。而在这个花名册上，有许多是我们已经多次考验过的“堡垒户”，他们在“扫荡”中曾经舍生忘死地掩护过我们，为什么现在一下子就变到敌人方面？这不值得我们慎重思考吗？更加重要的是，还有些人是我们的干部家属，他们又怎么会甘心为日本人去卖命呢？这能使人相信吗？”。

　　根据这个分析，阮慕韩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我们党在任何时侯处理案件都是重证据的，而现在不仅可疑点甚多，而且也无事实可以印证，因此，凡是定死刑的一律撤销，其余涉嫌人员也恢复自由，并且恢复他们的工作，待我们深入进行调查，反复核实，获得确凿证据，再作最后处理”。

　　在斗争形势非常严峻的情况下，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后来查明，“花名册”根本就是一个由日本特务三下洪文策划、由汉奸景尚义具体执行的阴谋，目的就是破坏和削弱我边区抗日战争的团结和力量。

　　景尚义是个兵痞，在国民党部队混不下去了，就潜逃回乡当起了汉奸。他把日寇捏造的“花名册”、“假暗号”别有用心地散落在边区的闹市里，炮制了所谓的“清乡党”案件。

　　事实查清以后，边区人民政府逮捕了景尚义，在大量的事实面前，景尚义供认了作案过程。边区人民政府在曲阳县召开了公审大会，当场处决了他。

　　1943年1月，晋察冀边区召开了第一届参议会。大会根据党的“三三制”原则，选举产生了参议会的议员。阮慕韩当选为议员并担任了参议会的秘书主任。从此，他又回到了他最擅长的工作领域——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当时边区参议会议员的政治待遇很高，每一名参议员都分派了一名警卫员，负责照顾他们的生活和安全。阮慕韩经常和警卫员们说：“参议员都是我们边区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一定要想方设法让他们吃好，休息好，切实保证他们的安全，这是党和政府交给你们的重要任务，希望你们一定要坚决做到。”由于工作做得扎实细致，阮慕韩很快就与边区的参议员们打成了一片，很好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

　　抗日战争胜利后，阮慕韩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担任察哈尔省高等法院院长，并在1946年7月23日完成了我们片子开头提到的还田义举。1949年9月，归绥，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市解放，阮慕韩出任市长。

　　阮慕韩是呼和浩特市第一任市长，也是任期最长的市长，一共干了13年。这13年呼和浩特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五点二倍，新建了6所大学，中等学校由4所发展到25所；小学由370所发展到695所，各类卫生医疗机构由44所发展到331所。这些变化，可以说是倾注了阮慕韩极大的心血。

　　1964年4月2日，阮慕韩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在呼和浩特逝世，终年62岁。

关键词：晋察冀,阮慕韩,柴沟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