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难时刻

　　话说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在河北省南部的冀南抗日根据地，形势更是格外严峻。1942年4月29日，日本侵略军发动铁壁合围式的大规模扫荡，根据地遭到严重摧残。管辖冀南根据地首府南宫等县的四分区更是遭受重大损失：分区司令员杨宏明、政治部主任孙毅民以下300多名干部战士英勇牺牲，包括四分区专属秘书主任宁心力在内的100多人被捕。在这样的危难时刻，一个25岁的年轻人被上级党组织任命为四地委地委书记、分区政委。这个年轻人是谁，为什么年仅25岁就被上级党组织委以如此重任呢？

　　这个在“4.29”大扫荡开始后一个月被任命为地委书记、分区政委的年轻人叫王任重，1917年出生在河北省景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3年在景县乡师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任重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129师东进纵队、骑兵团及其主力部队先后挺进冀南，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收编游杂武装，打击敌伪势力，扩大抗日队伍，创建了以南宫为首府的冀南抗日根据地，成立了统一的革命政权——冀南行政主任公署。随着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急需用人，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王任重奉命回到了冀南，被冀南区党委任命为宣传部副部长，1938年年底又被任命为五地委书记。

　　王任重虽然年轻，但是干起工作来有办法有气魄，特别善于处理复杂的斗争局面。1938年年底他被任命为五地委书记时，正是日军对冀南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大扫荡的时候，当时五地委领导的冀县、枣强、武邑、故城、阜城、景县等县城都被日军占领，王任重领导抗日军民在反扫荡斗争中表现非常出色，他们在1939年2月的时候曾经一度恢复了阜城、武邑、景县等县城，可以说，王任重在五分区的突出表现是上级党组织在危难时刻任命他为四地委书记、分区政委的重要原因。

　　肩负稳定、恢复四分区抗战局面重任的王任重所面对的形势确实是严峻的：4.29大扫荡开始1个月后，不仅四地委、四分区领导机关遭受重大损失,四地委所辖南宫、威县、广宗、临清等10个县也被敌人所控制的邢台至济南的邢济路分割为南北两片，特别是路北的几个县，更是处在敌人的公路和据点构成的格子网中，基本上失去了活动空间。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王任重决定首先召开一次全分区干部会议，统一思想、鼓舞斗志、研究新形势下的斗争方略。经过简单的准备，会议如期在临西县下堡寺村举行。会议通过了王任重亲自起草的《打开路北局面》的决议，制定了“掌握一切有利战机主动进攻”的斗争方针，决定以敌人控制相对弱些的邢济路南为依托，打开路北斗争局面，在路南、路北分别建立两个指挥部，根据不同敌情，分别组织斗争。

　　下堡寺会议后，四地委、四分区当即成立了路南、路北两个指挥部，新建了路南、路北两支武工队。王任重在负责全分区工作的同时，侧重领导路北的抗日斗争。从王任重选择路北这一点看，他的性格中还真是有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特征，这也可以说是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本色。

　　王任重是和分区副司令员雷绍康率领两个连队深入路北开展工作的。他们首先深入群众，调查了解4.29大扫荡后汉奸叛徒助纣为虐的情况，挑选了几个罪大恶极的汉奸、叛徒予以镇压，打击了敌伪的嚣张气焰。接着，他们主动出击，组织秋季攻势作战，逐步恢复了平乡、广宗、巨鹿边界游击根据地，开辟了平乡北部地区，在清河、广宗两县发展了200多人的游击队，逐步打开了路北的抗日斗争局面。

　　王任重领导的四分区在开展军事斗争的同时，还对伪军、伪政权工作人员广泛发起“良心大检查”和“检举死心汉奸”运动，为他们记“红黑点”，建“善恶录”和“生死簿”。

　　这场争取和瓦解敌伪军的政治攻势，取得了显著成效。许多伪军思想产生了动摇，不少据点伪军转向同情抗日，有的则主动与八路军建立了情报关系；而那些伪保甲长也纷纷倒向抗日政府，使乡村政权变成“白皮红心”的革命两面政权。可以说，这场政治攻势在扭转根据地艰苦斗争局面中起到重要作用，为对敌斗争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加强党的领导和组织建设，是在斗争环境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王任重到四地委工作后，非常重视这方面的工作。由于4.29大扫荡，各县区领导干部牺牲很大，有些干部在严峻的形势面前甚至还产生了动摇，王任重接手四地委的工作后曾经在一次地委扩大会议上搞了一次宣誓活动。他带领分区干部和各县县委书记向党宣誓：不怕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咬紧牙关，坚持斗争，誓与人民共存亡。王任重用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决心，激发干部的革命信念。在群众工作中，王任重采取的是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工作方法，他认为：群众工作要做好，就必须反对“以党包办”和“关门主义”倾向，要从革命要求与群众要求的一致性上去发动群众。

　　当时，减租减息，是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发展农村统一战线、激发广大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斗争的一项基本政策。对于这项基本政策，王任重领导下的四地委也是根据不同地区和群众的不同要求而分别处理：适合实行“公平负担”的地区就实行公平负担政策，适合实行减租减息的地区就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在某些地区，则重点开展“反资敌、反浪费”斗争。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不仅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战积极性，也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至此，四分区出现了党的领导坚强有力、人民群众热情参与、统一战线日趋稳固的大好局面。尤其是人民群众参与抗战的深度和广度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拓展。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王任重的一次负伤经历中略见一斑。

　　当时情况是这样的：1943年2月的一天深夜，王任重和雷绍康率部队在企之县与敌军遭遇。在战斗中，他左腿中弹，大家让他转移，他没有采纳，而是坚定地鼓动大家：要趁天没亮，把敌人消灭掉！战士们一阵勇猛冲杀，消灭敌人50多名。战斗结束以后，部队迅速转移。为了让部队轻装前进，王任重坚决不坐担架随部队转移，而是留在了临西县东留善固村。天亮之后敌人前来报复，王任重被群众冒死掩护，才躲过敌人的搜查，幸免于难。

　　枪伤未愈，1943年4月，王任重调任冀南行署党组书记、副主任。此时，一个更大的考验正在等待着他。

　　原来，1943年，冀南地区遭遇空前的旱灾和蝗灾，粮食颗粒无收，灾民只能以糠菜、树皮树叶为食。旱灾之后又是一场连着下了七天七夜的大雨，许多地区一片汪洋，房屋倒塌，霍乱流行，大批灾民饿死病死或外出逃荒。

　　当时宋任穷是冀南区党委书记，王任重是区党委常委、行署党组书记、副主任。面对灾害，宋任穷、王任重两位冀南区的主要领导人亲自到企之县东目寨村搞向地主、富农借粮试点，希望能部分解决灾民的粮食问题。

　　向地主、富农借粮，有个先决条件：就是只能在地主、富农有余粮的地区开展。企之县的东目寨村就具备这样的条件。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企之县的两个村借出粮食1万多斤。试点成功后，这一方法被迅速推广到其他具备借粮条件的地区。据17个县统计，当时从835个借粮村，共借粮327万斤，代食品5万斤，筹借款12万元，棉花49万斤。而对于没有借粮条件的地区，各级政府组织了运粮队到冀鲁豫区调运粮食，仅企之、丘县、广曲、临清等县就组织了400辆手推车去运粮，几个月的时间里运回150万斤粮食，100万斤麦种。

　　在积极筹措粮食的同时，冀南党政军群机关一方面是精简人员，一方面开展了每人每天节约2两小米救济灾民活动。宋任穷、王任重等冀南区领导带头吃粗粮加野菜、树叶，节约出粮食救济灾民。

　　借粮、精兵简政等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灾民的吃穿问题，但救灾度荒的根本方法还是发展生产。在这个方面冀南区党委和行署采取的措施更多：比如政府发放贷款帮助农民发展各种副业和手工业，扶植和组织灾民打井，搞运输等等。王任重深入到群众中，指导大家互助生产。在王任重的积极推动下，各地相继组织起互助组，终于适时种上了冬小麦，度过了百年不遇的大灾荒。

关键词：危难时刻,斗争,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