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药”和石家庄：一厂 一城 一甲子

　　一波三折的选址

　　对在远离市区的桥东建厂，当时许多人难以理解，但刘太元他们却有自己的看法：“这里离市区不远，交通运输方便，铁路专用线接轨距离很近。从各方面来看，这里是比较理想的厂址。”

　　就在厂址即将确定时，却“节外生枝”了。出于对石家庄地面水资源不足的担心，也为了多做方案比较，根据指示，9月中旬，刘太元一行三人前往邯郸做现场调查。

　　“那天风很大，刚一出邯郸火车站，呼啸而来的狂风卷着黄沙打到脸上，我们眼睛都睁不开了——而抗生素生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一个清洁的环境。”对61年前的那一幕，刘太元至今记忆犹新。他承认，因为那场有些偶然的大风，他们“对邯郸环境的第一印象就有点差了，似乎从心里已经认定这里并不合适建厂”。

　　大自然在这里开了一个让人有点无可奈何的玩笑。在差不多整整61年后的2014年8月29日，石家庄市环保局发布了南开大学国家环境保护城市空气颗粒物污染防治重点实验室关于石家庄市环境空气颗粒物来源的解析研究成果，其中，整个制药行业被列为石家庄这座曾以“药都”而自豪、近年来则饱受空气质量困扰的城市的大气颗粒物首位排放行业。

　　经过调查，刘太元他们发现，邯郸虽有滏阳河通过，但水量不稳定，枯水季节不能保证生产用水。另外，交通条件相较石家庄也差一些。就这样，邯郸与未来的抗生素厂擦肩而过。

　　1953年10月下旬，出于对石家庄地表水资源不足和原有工业基础薄弱的担心，国家计委再次发来通知：用20天的时间去成都做一次厂址调查，为确定厂址做最后的比较。

　　当时北京到成都还没有通铁路和民航，由于时间紧迫，筹备处史毓民副主任带领刘太元，选择了一条今天看来难以想象的路径：直接联系中央军委，乘坐一架小型军用运输机，由北京南苑机场起飞，在重庆落地，然后转乘火车到成都。

　　四川是天府之国，土地肥沃，盛产玉米。“但因交通不便，山区粮食运不出来，我们到了之后发现，在很多地方的百姓连温饱都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当地农民却在用玉米喂猪。”刘太元的回忆印证了当时蜀地的富庶和交通上的封闭。

　　成都虽然水资源丰富，但夏季多高温潮湿，不利于抗生素的发酵。更加不利的是，当时宝成铁路尚未修通，交通极为不便，产品难以外运。

　　刘太元他们从成都回到北京后，厚厚几本厂址调查报告经轻工业部报送国家计委。

　　1953年11月，石家庄市人民政府正式同意在石家庄市东郊建厂。12月中下旬，相关地质勘探组、地下水勘测组进驻石家庄。12月31日，国家计委正式发文批准抗生素厂、淀粉厂、玻璃厂建在石家庄，主要设备由苏联、民主德国供应，并派专家来华帮助建设。

　　亚洲最大的抗生素厂，开始崛起在华北平原。

　　这，就是后来的华北制药厂。

　　举国之力的兴建

　　接下来的那一天，1954年元旦，在石家庄市政府招待处，上年刚从北京医学院毕业的刘剑章，在打开刚刚调试好的收音机那一瞬间，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年献词中，听到了令他心潮澎湃、铭记了整整一个甲子的那句话：“向战斗在141工程(按：即后因项目扩充而改名的156工程)建设一线的同志们致敬！”

　　如今已86岁的刘剑章，当时在华药筹备处秘书组工作，正随苏联专家第一次来到石家庄，调查工业区地下水情况并进行钻探工作。那部当时还堪称“大件”的收音机，是时任石家庄市市委常委、副市长的沈万山，为了方便筹备处工作，特意从家里送来的。

关键词：华药,停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