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区居民自治走出新路径

□本报记者刘建

“我们小区有议事会、听证会、评议会,有什么重大事务,居民都会参与决策、表达意见,有事共同搞定。”作为社区活动的积极分子,上海市闸北区锦灏小区居民谈如瑛的一番话是对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生动概括。

如今的上海社区,类型多样、居民多元,过去的熟人社区被解构,取而代之的是一家一户闭门难入的陌生人社区,传统社区管理方式捉襟见肘。面对新情况,上海创新体制机制,致力社区自治探索,以适应社区管理和服务的新要求。

“绿主妇”主动参与社区自治

“你这个铁门装在楼道里好多年了,万一发生火灾,钥匙一时又找不到,多危险啊!”在上海市徐汇区梅陇三村,一名家庭主妇热心劝说邻居把他家占着公共楼道的铁门拆了。最近,在梅陇三村整治楼道过程中,这群被称为“绿主妇”的志愿者劝说居民,已经拆了六七十道铁门。

“绿主妇”是一群关心环保、热心公益的阿姨妈妈,而今对社区公共事务,她们也表现出很大热情。18名志愿者骨干组成的“绿主妇议事会”,受理居民诉求、调解邻里矛盾、参与小区管理,成为小区自治管理工作的当家人。居民周宝娣是现任议事会会长,她说:“小区有啥急事,居民有啥困难,都来这里讲讲。”

“保洁工反映,宠物跑到绿化地里大小便,清扫起来很麻烦。”王阿姨的议题引起大家一阵议论。议事会商量之后建议把小区里的绿化围栏适当加高,让狗等宠物无法进去随地大小便。她们将议事会讨论出的办法,写成一个简单的方案报给居委会。不久,居民们发现,小区绿地围起了一道道绿白相间的围栏,既美观大方,又阻挡了宠物入内。

经过近几年成长,“绿主妇”有了完整的议事会规则和议事会运作办法。过去居委会对小区事务大包大揽,但往往“想管管不了,不管又不行”。现在“绿主妇”议事会成了居委会的左膀右臂,先后解决了小区居民乱晾晒、停车难等老大难问题。主妇们参与征求居民意见,提出优化方案。

周宝娣告诉记者:“只要我们在,小区里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能圆满解决,不需要麻烦居委会。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上海创出社区自治新模式

近年来,上海各区县致力社区自治探索,取得了不少进展。在上海浦东新区塘桥街道贵龙园小区,每天都活跃着一群普通的居民,他们有的发动邻居制定楼组公约,有的带领大家说学逗唱,有的组织业主协调物业管理,处理社区公共事务,成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社群中坚。

小区里有一个“戴老师议事厅”,居民们“想、盼、愁、忧、难”等生活琐事和服务需求,都可来此畅言,由戴珠凤等热心社区事务的居民们组成“议事厅”的委员会,负责把采集到的信息反映到相关部门,并帮助居民们排忧解难。

而宝山区的一些新兴大型居民社区,也有各具特色的“居民自治”工作方法。如宝启公寓建立起“居民公约”、“自治章程”,让居民自觉遵守、相互监督,相当于社区内的“法律法规”。社区内还设立“道德点评台”,对破坏社区秩序、影响他人生活的行为进行“公示”。

静安区则把“自治在社区”纳入全区社会管理体系,创新社区自治途径,并形成了一系列推进社区自治的制度保障。让居民共同决定社区事务,已成为静安区各街道落实政府实事项目的主要途径。“通过居民自主‘议事’、‘管事’、‘监事’,在民主参与中寻找利益‘最大公约数’,居民纠纷和矛盾减少了,政府工作也减轻了。”静安寺街道办事处主任彭琼林说。

管理效能较之过去有提高

社会学家指出,与传统管理方式相比,通过居民自治,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的积极性变高了,社区认同感增强了,管理的效能提高了。

上海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教授潘鸿雁认为,居民自治是指社区居民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依法享有的自主管理社区事务的权利与义务及其实际运作过程。它以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和提高整个社会文明程度为目的,以社区成员的自我教育、自我约束为手段,是居民的自主管理和自我服务。自治的过程也是居民重新被组织化的过程。

潘鸿雁表示,真正的自治就是要将居民有序组织起来,当然,不是依靠传统的行政手段的社会动员方式来组织,而是结合时代的主题和发展要求以及居民的生活需求进行利益导向的现代社会动员。凌云街道梅陇三村的“自治家园”建设便是依托了“垃圾减量”这一绿色环保主题以及“绿主妇我当家”自治行动这一项目化的工作机制,切合了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从而调动了小区居民的积极性,实现了居民区群文团队、社区服务团队和其他资源的整合,最大限度地组织和带动了居民参与到小区事务管理中。通过工作项目化,一方面,居委会的工作有了抓手,居委会从日常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摆正了位置,还原了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居民的参与率提高,公民意识和自治意识培养起来,居民增强了对小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社区建设的意义价值得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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