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财税体制改革诠释现代国家治理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我认为，这种表述完全符合学理。从学术理论上讲，“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财政，处理的是公共资源配置问题，它必然拉动、影响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和整体的社会管理。

　　-预算管理改革明确指出要实行跨年度滚动预算，这有利于瞻前顾后，综合平衡，统筹协调，是较科学的编制模式。

　　-营业税可以说是地方唯一的主体税种，营改增后按现行体制75%划归中央，显然不行，中央与地方之间财力分配要重新作出整体设计，需要想方设法打造地方税体系。因此，“营改增”将倒逼财税体制配套改革。随营改增推进，原百分之百归中央的消费税可能要让出一部分给地方。消费税改革中，会调整一些税目，然后把一部分税目征收从生产、批发环节改到零售环节，交给地方，这是其方案设计的一个基本思路。

　　-今年如果真的在煤炭资源税改革方面有动作，我国从“煤到电”基础能源层面应将产生新的比价关系，并应推动建立煤电价格联动的市场化取向的价格形成机制。

　　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会议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税体制在治国安邦中始终发挥着基础性、制度性、保障性作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是一场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变革，是立足全局、着眼长远的制度创新。这意味着，全面深化改革中位置居前的重头戏――财税体制改革正式拉开了其新一轮深化推进的序幕。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全文公布之后，国内外好评如潮。我认为领会内容极其丰富的《决定》的精神实质，最简要地说，可以浓缩成三个关键词，形成一个逻辑链接。第一个关键词是“现代国家治理”，具体表述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第二个关键词是文件中多次出现的“现代市场体系”；还有一个关键词是“现代财政制度”。把三个关键词综合在一起，是要推进“五位一体”全面改革，引向在2020年使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的目标。这是理解中央《决定》所应掌握的一个基本逻辑链接，可以认为最浓缩地体现了《决定》的精神实质。

　　承前启后的现代国家治理

　　现代国家治理，是十八大确立“五位一体”全面深化改革之后提炼出来的治国施政的基本理念，足以对中国整个现代化过程产生深远影响，又明显带有承前启后的特征。“承前”可追溯到1840年鸦片战争带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拉开中国近现代史帷幕，其后上世纪的一百年间出现三件大事:第一件是辛亥革命，推翻千年帝制“走向共和”，但实际上没有能够按照原来意愿展开。1949年出现第二件大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从国家状态上解决了孙先生“三民主义”第一条――民族。以一个统一、清晰的多民族国家框架站起来，其后一旦站稳脚跟，便以“一五”时期为标志展开大规模经济建设，逻辑上是要解决“民族”之后的第二条――“民生”与发展的问题，但发展充满了坎坷。

　　第三件大事是改革开放。面对堆积如山的矛盾、百废待兴的情况，复出的邓小平认识到不改革开放是死路一条，并且高瞻远瞩提出了实现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经过多年发展，中国现代化的前两步已经提前实现，从现在算起到2020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第三步”的中间目标：全面小康目标，只剩下六七年时间，而《决定》所部署的改革必须在2020年取得决定性成果。我认为，这就是《决定》全文的主旋律和最实质性的要求。改革开放后30多年，我国总体发展相当不错，但如果不能够通过改革来攻坚克难，我们就没有把握实现“第三步”目标，顺利走向现代化。面对矛盾凸显和千头万绪的任务，十八大的一个基调是“五位一体”全面深化改革，其中核心问题是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其相关的“治理”，不同于过去说得很多的“管理”、“调控”，表述的是多元主体充分互动的整套制度安排与机制联结，其中有管理也有自管理，有调控也有自调控，有组织也有自组织，追求的是最大包容性发展中的多元主体互动带来最充分的潜力释放。

　　1992年邓小平历史性的南巡讲话，在几个月内促使中央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又有其后1994年1月推出财税配套改革――这是全局性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确立之后，中国GDP以年均两位数以上的速度增长，我们一直在吃南巡讲话的改革红利！但在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表述时，中央在文件里也只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又经过20多年的努力，终于能够把市场作用表述为“决定性作用”。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才表述到位，说明统一认识、凝聚共识往往是多么艰难！

关键词：财税体制改革,国家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