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捏好城镇化节奏 强化产业支撑力度

　　长期而言，中国经济的潜力在于城镇化，这个判断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中国城市人均GDP产出是农村人均GDP产出的5倍以上，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成功地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就业，他对经济的贡献会增加近4倍。因此城镇化的主要经济增长潜力来自于城镇化过程中的劳动生产率提高。

　　城镇化要健康发展就一定要有产业支撑。怎样培养新兴产业，使产业发展与城镇化相协调？每个城市特点不同，应根据城市特色和产业优势来发展产业，而不要过分依赖房地产。各地应组织编制住房建设规划，因为地方政府最清楚，现在城镇化率是多少，大概每年能提高多少，会有多少人要进来，多少外地人来买房，做好预测和土地供应计划，并公布于众。

　　城镇化既拉动投资 又拉动消费

　　证券时报记者：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您认为，城镇化对拉动经济、扩大内需，以及促进房地产业发展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高培勇：十八大报告之前我们常常谈“五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在十八大报告当中，更多强调“四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不管是谈“五化”还是谈“四化”的时候，城镇化都是排在第三位，它的位置是非常突出的。

　　因为，经过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的洗礼之后，我们面临的全球大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在欧美经济持续震荡的背景之下，很难依赖外需来作为我们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源泉，而且在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和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实力的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也很难指望再像过去30年内通过依赖外需去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城镇化成为中国未来城市发展最重要的源泉。

　　滕泰：长期而言，中国经济的潜力在于城镇化，这个判断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中国城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产出是农村人均GDP产出的5倍以上，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成功地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就业，他对经济的贡献会增加近4倍。因此城镇化的主要经济增长潜力来自于城镇化过程中的劳动生产率提高。

　　朱中一：之所以把城镇化作为下一步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和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是因为它既拉动投资又拉动消费。投资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消费除了日常消费还包括商品房的买卖，进城消费肯定比在农村消费大。

　　城镇化是发展经济的最大引擎，也是发展房地产发展的最大潜力，城镇化跟房地产密不可分，房地产在城镇化过程中扮演两个协调作用，一是要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二是要与相关产业发展相协调，为相关产业发展提供工作场所和生产场所，为老百姓解决住有所居的问题。

　　进城的人总需要有住的地方，如果按照年均一点几个百分比的城镇化率增长，保守估计有1000万人进城，以一家三口人，每家90平方米住房为例，总共需要3亿平方米的住房，这还是新增的住房需求，如果再加上城镇里原有人口的改善性需求和刚性需求，以及旧城改造、拆迁的量，每年这个住房需求量是很大的。保障性住房建设规模扩大，目的是解决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居住问题，买不起房的可以提供公租房，市场总需要增加房源。因此，只要城镇化有潜力，房地产就有潜力。

　　城镇化应与产业、就业紧密结合

　　证券时报记者：当前城镇化发展存在哪些问题？在未来推进城镇化的进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朱中一：在前十几年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有些地方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一是土地的城镇化快于人口的城镇化。二是城镇化过度依赖土地财政，过度依赖房地产业的发展，没有产业支撑，也就是说房地产业的发展与工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不协调，或者说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不协调。因此，土地制度不改革，城镇化很难推进，同时，没有产业支撑的城镇化得不到发展。

　　城镇化要健康发展就一定要有产业支撑。怎样培养新兴产业，使产业发展与城镇化相协调？每个城市特点不同，应根据城市特色和产业优势来发展产业，而不要过分依赖房地产。我一直主张各地组织编制住房建设规划，因为地方政府最清楚，现在城镇化率是多少，大概每年能提高多少，会有多少人要进来，多少外地人来买房，做好预测和土地供应计划，并公布于众，各地政府一定要把组织编制住房建设规划作为引导预期，调控市场的重要手段。在城镇化过程中，房地产如果过分超前发展会造成能源资源的浪费，发展滞后会影响相关产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

　　另外，农民工进城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要有就业岗位。二是生活成本能不能支撑的问题。产业支撑和就业岗位是前提，生活成本是重要影响因素，现在虽然城镇化讲的多但内涵的东西考虑的还不够。比如，现在每年新增大学生就业需求就有约600万人，怎样解决与农村进城人口的就业问题，这个问题很现实。

　　城镇化很复杂，每个城市不一样。新型城镇化就是要完善城市功能，要有产业支撑，有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大城市以提升功能为主，中小城市发挥比较优势，小城镇要发挥与农村和中等城市的纽带作用，发展农村服务体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人居环境。

　　陈道富：城镇化虽然孕育着巨大的潜力，但最好保持现有的节奏，不要人为加速，更不可一哄而起。每年1%的新人口城市化率难道还不够吗？长远潜力可以用来鼓舞信心，但是并不能转化为短期的增长动力。

　　在城镇化推进过程应注意的问题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如何避免产生城市贫民窟的问题，这需要将城市化和产业、就业紧密结合起来，需要完善社会安全网，需要对市场失败者和弱势群体的必要和合理的支援体系。二是如何保障农民长期利益的问题。除了需要保证必要的征地补偿外，还需要结合农业经营机制的转变，为农民获得长期收益提供机制保障，否则容易陷入涸泽而渔，激发短期过度消费。三是避免为城镇化而造城。城市的布局应有经济和社会合理性，避免简单的造城，最终形成“鬼城”。部分保障房和城镇建设已有过深刻的教训。四是应保证社会福利的可持续性，应加强城市管理(交通、水、垃圾、治安)能力。五是需要配套社会和文化的转变，应避免陷入文化的沙漠，产生社会问题，尤其是犯罪、腐败(不仅是公务员)等，提高城市群体的社会认同感，充分发挥合理法制的规范作用。

　　滕泰：城镇化的主要经济增长潜力来自于城镇化过程中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当然，其前提是就业——如果没有足够的就业岗位创造出来，所有城镇化的问题都将演变为“中等收入陷进”的问题。比如，新城镇化既不能靠房地产解决就业，也不能靠过度工业化解决就业，那么如何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并稳定扩大就业？又比如，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金融危机的潜在影响将逐步扩大。当7、8亿人在农村的时候，他们可以在发生金融危机时回归农村；若10亿人口在城市，任何一次金融危机都可以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还有，城镇化过程中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问题，会不会形成大规模贫民窟问题，以及新城市人口他们的社会保障、养老、保险、健康医疗、子女等问题，城市基础设施承载问题等等。

　　城镇化是复杂的系统工程

　　证券时报记者：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当中，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什么？如何解决？需要哪些配套政策和制度改革？今年在推进城镇化方面会出台哪些相应的政策？

　　高培勇：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当中，面临的最大难题，现在看来是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市民化问题。要走出这样一个瓶颈的制约，显然最需要突破的是二元的社会经济体制，其中最重要的是二元财政体制和机制束缚。换言之，要给包括农业转移人口在内的所有的常住人口或者是城市居民，以均等化、无差别公共服务的待遇，这是我们遇到的时代难题。我们讲的基本公共服务包括医疗保障、社保养老、子女住房等方面，在基本公共服务当中，现在看到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是住房。因为人进入城市首先要安顿下来，才可能谈其他。

　　陈道富：城镇化作为最大潜力的扩大内需领域，涉及面较广，所需要的配套政策涉及的领域也较为广泛。城市化实际上是把原来的农业人口、农村经济卷入工业经济，纳入城市生活，这既是实现聚合效应，推动经济增长，也是经济、社会乃至文化的一个重大转变。管理得好，容易产生规模经济，但管理不当，也容易产生规模不经济。

　　具体来说，至少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土地问题，包括征地补偿、农村集体用地确权流转和耕地保护等。二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涉及户籍制度，城乡社会保障制度转移和统筹，社会公共服务，如医疗、养老、教育等，保障房的建设和分配问题。三是产业和就业问题，涉及传统产业升级，如何推动服务业发展，引入民间资本，农业现代化和经营机制的创新等。四是消费市场的培育和发展问题，如物流体系建设等。五是财政和金融问题，如何为城镇化和农村基础设施融资，如何保证可持续的社会福利制度，保证财力和事权的匹配。六是城市布局和城市及社会管理问题。人口密度的提高，资源紧张，如何更加有效使用资源，如何保证资源的占有和使用的公平合理，如何在市场机制之外，引入必要的法制规范。

　　朱中一：城镇化是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由发改委牵头，不是一个部门可以完成的，需要中央有个顶层设计，需要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通力协作，需要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认识上一致，其推进不是一帆风顺的。

　　明年会出台哪些政策是难以预计的。我个人认为，对于基础设施建设怎样加大力度的问题，其中，保障性住房肯定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怎样加大可能会有什么政策。另一个是城市人民政府应将符合购房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给予支持，不符合的应纳入当地的住房保障范围，这方面会细化政策。

　　城镇化的推进必然要促进土地制度的改革，这是相辅相成的，一定要把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的减少挂钩；为提高进城农民的支付能力，要把农民宅基地或房产作为资产进行流转，提高其在城市中购买和租赁房屋的能力。这两个问题必须要解决。(本版撰文：李巧宁贾壮郑晓波张达许岩尹振茂魏书光)

关键词：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