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保险蛋糕仍在变大

杜嘉祺

　　魏革军：非常感谢您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专访。首先请您对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保险市场以及保险监管的变化趋势给予一个总体判断。

　　杜嘉祺：好的，那我们就先从全球保险市场谈起。谈到全球保险市场，不可避免地会谈到国际金融危机，其影响极为深刻。后危机时代金融去杠杆化，金融创新变得非常审慎，全球保险市场与全球经济呈现趋同走势。欧美步履维艰，尤其是欧洲，而中国与亚洲则持续增长。保险公司外部经营环境也经历了深刻的变化。保险公司面临巨大挑战和多方压力：一是监管趋紧、资本限制。二是来自股东的限制，股东期望高企，要求有稳定的高回报，试图更深地参与经营，确切知道自己所持股份的投向。三是市场风险加大，不确定性以及各金融市场传导的风险持续困扰保险市场。不少保险公司通过投资债券和股票创收以支付保险赔付，而股市下跌带来保险投资等大幅缩水。金融危机对欧洲乃至世界的影响至今仍未结束，其对每个市场参与者来说都是很好的教训，给我们这些保险经营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吸取这些经验教训，可以使我们站在更高的平台上，把事情做得更好。

　　金融危机之后，监管机构就建立全球系统性风险管理体系进行了进一步思考，其实这在欧洲前后已经讨论了十多年的时间。2009年11月欧洲议会批准了偿付能力的初步法律架构，最近偿付能力的实施时间又被推迟，目前时间表还没有定案。同时，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采用了一个共同框架，希望成员国家采用全面的保险监管原则以及26类保险监督管理的核心原则。这些原则力图确保一个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但IAIS并没有法律上认可的强制力，因此并不能够强制成员国家采用该些原则。

　　欧洲部分偿付能力的法规调整是属于针对个别市场的监管措施，目的是为了保护它们自己的市场。这些法规条例，不是为亚洲市场而设计，也不一定适用于亚洲。在过去，亚洲监管机构常以欧美的模式作为借鉴，如今不一定再适用了。欧洲和美国陷入的经济困境，很大程度上与其市场的特殊因素有关。事实上到今天他们还在辩论偿付能力II是否适用。坦率地说，欧洲某些保险公司的疲软表现与偿付能力给它们造成的压力有关。

　　这些监管措施甚至导致部分欧洲公司退出亚洲寿险市场，对当地市场带来负面的冲击。友邦凭借雄厚的资本实力，充分发挥了保持市场稳定与持续发展的作用，去年友邦就在马来西亚和斯里兰卡收购了两家欧洲公司的寿险公司业务。这些收购亦符合友邦扎根亚太地区的全盘战略，进一步巩固了友邦在该地区的领先地位。将来如有合适的机会，友邦还会继续在亚洲扩展业务包括自身业务拓展和并购等等。　亚洲监管机构需要因应不同的市场特性和阶段性调整监管体制。例如欧洲国家在制度层面上已具有较强的社会保障安全网，但该制度的巨额负债也使得欧洲的监管模式浮现问题。中国保监会现正研究设计第二代偿付能力体系，积极考虑中国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况，反复征询保险公司及其他市场参与者意见。对此我极为欣赏。银行业与保险业的差别很大，保险领域实行全球统一的标准为时尚早。对于我们来讲，无论是哪一种监管，核心内容基本趋同，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要自始至终。　魏革军：您曾经做过英国保诚保险公司六年的CEO，现在又是友邦的CEO，对寿险有着独特的理解，您怎样看寿险业对经济持续增长的贡献度，寿险在一国经济中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杜嘉祺：与金融市场其他行业相比，寿险的主旨略有不同。中国在金融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我25年前第一次到中国相比，变化很大。无论是股票市场、私募股权、债券市场，还是寿险市场都发展迅猛，令人刮目相看，各监管机构功不可没。然而，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还有待完善，特别是人身保险市场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人身保险目前在中国内地市场渗透率只有1.8%，远低于韩国、中国香港的7%和10.1%。保险没有普及也体现在中国高储蓄率上，中国家庭部门储蓄率高居18.7%左右，美国只有6.5%。而且大部分储蓄是以银行存款和短期储蓄的形式存在的。

　　寿险的第一个核心功能是满足消费者的保障要求，为可能发生的意外，人身意外、医疗支出等来提供保障；此外也为退休和养老提供保障，鼓励定期且长期的储蓄。中国目前正面临人口老龄化，医疗养老方面还存在资金缺口，政府也一直在努力扩大社保的覆盖范围，但难以独担所有的保障功能。所以我觉得应该积极发挥商业保险的补缺作用。保险与储蓄提供的保障功能并不完全相同。一份保单从你第一次支付保费开始，就能够提供保单涵盖的保障；而银行存款只能在积累到一定的规模、数额之后才能够为你提供保障。推动商业保险的发展也符合中国政府关于扩大内需、以消费拉动经济的政策。保险可以帮助降低储蓄率，从而促进消费的扩张。换句话说，保险行业的发展是有助于国内经济更多地进行消费的。在中国目前城市化和人均收入不断增长的大背景下，商业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而商业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寿险的第二个核心功能是作为长期资金的来源，使保险资金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支持。人身保险的债务都是长期性的，大多数给付是在保单生效后很多年才发生，所以长期的债务需要久期匹配的长期资产投资。我认为债券市场应该是保险公司匹配长期债务主要投资的渠道。在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还不够完善，应当加快步伐，以配合保险投资及经济要发展需要。

　　泰国债券市场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成功案例。上个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前，泰国主要是依靠短期的资金流入弥补经常账户的赤字。当短期资金、特别是银行的短期贷款停顿时，就会面临经济危机的冲击。在后危机时代，泰国致力于实现经常账户盈余，深化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泰国如今主要通过长期的资金来源来维持账户的平衡。友邦保险是泰国市场上的长期投资者及泰国最大的保险公司。在危机发生中和发生后，我们跟泰国的财政部通力合作，开发政府的债券市场。我觉得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泰国获得了更多经济复苏所需的长期资金，我们获得长期的投资，以匹配我们在泰国的长期债务。

　　中国现在不需要依靠短期外资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却面临过度依赖银行借贷的问题，因此应该深化债券市场改革。作为市场的一分子，我们乐意也应该为此提供支持，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作出我们的贡献。

　　魏革军：友邦在中国是一家特别的外资保险公司，与中国的关系可谓很深，请您谈谈与AIG分离之后，友邦的战略发展是怎样布局的。

　　杜嘉祺：早在1919年，友邦的创始人史带先生(Cornelius Vander Starr)在上海创办了一家小型的保险代理公司，由此开启了友邦植根亚洲的序幕。2010年10月29日，友邦保险集团于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并刷新多项纪录，包括香港历来最大规模的首次公开发售、全球历来第三大的首次公开发售以及全球保险业历来最大的首次公开发售。自上市以来，友邦保险已是一家完全独立并以香港特别行政区为基地的企业。2012年12月17日，美国国际集团(AIG)已将其剩余的友邦保险股份通过非公开配售向机构投资者全部售出。AIG售罄友邦保险剩余股权，意味着AIG在友邦保险股东地位及股权利益的终结。如今，从市值来看，友邦现已是世界上第五大保险公司、泛亚地区最大的上市保险集团。

　　2012年对许多保险公司而言是充满挑战的一年，友邦在此期间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所有主要指标的表现均创新纪录。2012财年纯利上升89%达到30.19亿美元，新业务价值上升27%达到11.88亿美元，内涵价值上升15%达到314.08亿美元。资本实力雄厚，偿付能力充足率为353%。

　　历经了94年的时间，友邦对中国九十余年前我们起步的地方由始至终怀有极为特殊的情结，多年来，无论世事如何变迁，我们始终坚守支持中国保险业发展的承诺“深耕中国”的战略一直不变。友邦于1992年重返中国内地，在上海设立分公司，是当年第一家获准在中国内地经营保险业务的外资保险公司。友邦首先将保险营销员制度引进内地，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寿险业的发展。目前，友邦保险在中国内地的业务范围已经扩展到北京市、深圳市、广东省和江苏省。对于中国内地市场，友邦一直不遗余力地支持，从财务以及各种投入都优先保证，最近我们又给友邦中国注资了1亿美元。　亚洲是最具活力及潜力的地区，也是友邦的目标市场。友邦及其附属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泛亚地区独立上市的人寿保险集团，业务涉及亚太区17个市场，包括中国香港及中国澳门、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内地、韩国等。按寿险保费计算，友邦集团在亚太地区(日本除外)领先同业，并于大部分市场稳占领导地位，是一家资本雄厚，管理完善，在国际保险业具领导地位的公司。今后，我们将专注于在亚洲地区的发展，继续贯彻落实行之有效的增长策略，并借助在全球增速最快保险市场的领导地位，致力为股东创造可持续的盈利性增长。　魏革军：请您谈谈现在友邦的管理文化与AIG时代的友邦文化有何不同，友邦是如何发现最好的人才，如何培养人、留住人的？

　　杜嘉祺：其实友邦承传了AIG管理寿险业务的优良传统，但是有一点是十分不同，AIG时期的友邦文化，更加注重全球意识，而如今的友邦文化更强调本土化。AIG前任CEO常说，友邦是AIG的“皇冠上的明珠”，我要说的是友邦保险的员工才是友邦的“皇冠上的明珠”。

　　说到友邦的人才队伍建设，我坚信友邦拥有最好的寿险人才。在友邦，工龄在40年、30年、20年的员工、高管不在少数，员工忠诚度普遍很高。许多部门的高管都是公司内部培养提拔的。友邦不仅注重自身的人才培养，也为中国保险市场的人才培养做出了努力，例如我们在中国内地四所大学设立了精算中心，为有志于在精算领域发展的学生提供学习和考核的支持。

　　要想发现并留住最好的人才，首先需要公司的持续成功，既包括公司业绩的成功，也包括对业务质量、优质服务、诚信待客的坚持。如何对待客户，其实也间接反映了公司如何对待自己的员工。员工以公司为荣，就会有更强的归属感。公司的成功也使员工在公司内部有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友邦以重视培训见长，对员工的职业生涯进行策划培育。薪酬体系上我们鼓励上进、创新、服务、素质和业绩的提升。友邦保险一直都以代理人渠道见长，20年过去了，市场改变了，困扰整个营销体制的一个最大问题是营销员收入较低，导致进入门槛也越来越低，这样是吸引不了优秀人才的。友邦不会停止在营销员渠道上投资，近两年，友邦中国对营销员制度进行了改革，推行精英营销员制度，加强营销员培训，友邦营销员的平均收入在去年再一次提高了30%。

　　魏革军：在2013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发表了演讲，您对中国政府新一代领导人领导下的中国经济怎么看？

　　杜嘉祺：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的讲话给所有参会来宾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整个演讲显示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充满了勇气，决心和智慧。对于中国新一代的领导人，许多我并不陌生。我25年寿险生涯中的20年是在亚洲市场度过的，以前有机会和一些新一代领导人在境内外不同场合有过接触，可以说是老朋友了。新一代的领导人是最具国际视野和经验的领导团队，他们将会成功地引领中国经济实现辉煌的目标。

　　中国政府在未来十年的发展目标是很明确清晰的，即到2020年GDP和人均收入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相信这个目标一定能够达到，因为新一届的领导人有非常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又有开阔的国际视野。他们知道问题在哪里，以及用怎样的方法和途径来解决。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寿险业的发展也充满了很多机遇，可以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更大的贡献。国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使民众能够购买更多更好的保险，更有效地得到保障，生活更加安心和美好。我相信这也是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方面。商业人身险可以确保个人收入不会受到意外伤害、重大疾病和突然死亡等不幸事件的影响。低收入者和企业由于缺乏保障，可能不会进入一些风险较大的领域，而人身保险可以以合理的价位为他们提供保障，鼓励他们可以承担更多的风险。这一保障需求会随着中国的不断城市化而增长。从乡村进入城市相对是有风险的，商业保险可以帮助家庭减轻风险。

　　张高丽副总理在讲话中还反复强调，要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这是实现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他还提到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要积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种加强开放和市场公平竞争的方向，也使我们深受鼓舞。我相信友邦保险在中国内地的发展一定会有更多的机会，也能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

　　魏革军：您对中国怎样更好地发展寿险市场以及寿险监管有何建议？

　　杜嘉祺：目前中国寿险深度不到2%，保险深度不到3%，市民保障意识不足。这意味着所有公司都有大量机会，蛋糕仍在变大。保障不足的问题不仅仅在中国，而是存在于整个亚太地区。未来几年友邦的策略是回归保障，以保障为基础，开发多元化产品，摒弃追求短期利益的产品，不单纯追求规模和市场占有率。

　　根据相关报道，中国四分之三的人没有养老保障。世行预测，到2050年，中国大约有3亿人口将达到65岁。因此，为了弥补养老缺口，对储蓄和投资产品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大。国内保险公司和外资保险公司都可以为满足这一需求作出贡献。友邦在年金产品和集团养老金产品的设计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可以为客户提供多种投资选择。

　　中国保险市场在中国保监会的有效监管和指导下取得了快速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以偿付能力监管为例，中国保监会自2001年1月首次实施有关偿付能力的监管措施，对于偿付能力的要求循序渐进、逐步精细化。现今监管措施涵盖更广泛的风险因素，通过监管措施推动了公司的内部风险管理。精细化监管措施相继出台以监控风险与产品类型、投资资金控制和操作风险，包括最近对分支机构的拓展也提出了相应的偿付能力充足率的要求。我们希望有更多新的投资工具和更宽松的投资环境来改善国内投资市场长期回报偏低和资产风险太集中在单一市场的状况。同时，中国保险业日趋成熟，可以进一步开放市场，引入竞争，推动创新。　在以往的发展进程中，由于市场不够成熟，监管既要有宏观的，方向性的，又涉及到众多微观的、细节方面的。今后随着保险市场的进一步成熟和保险公司的成长，可能要更着力于宏观的、关键性的科学监管。我相信，中国的保险市场在保监会的指引下会变得越来越好。　魏革军：友邦的总部选择香港，请您谈谈香港的保险经营环境以及保险监管环境有什么比较优势。

　　杜嘉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无疑也是保险中心。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企业都在这里布点，友邦选择香港作为总部，既有历史自然的原因，也与我们的中国亚洲战略相适。

　　我们在香港的业务始于1931年，时至今日已成为最具领导地位、最值得信赖的保险品牌之一。香港是面对全球保险公司开放的，世界各地所有符合监管要求的保险公司都可以在香港开展业务。

　　香港是亚洲的国际化大都市。在香港，我们可以招揽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更好地为我们的创新和持续增长提供支持。

　　香港拥有完善的监管体制。香港是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及其监管制度的发起人之一。香港保险业监理处(OCI)是市场监管主体。此外，还有其他辅助监管部门对不同的保险业务进行监管，以确保它们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例如，针对投连险产品，保险公司必须获得证券和期货委员会的批准。针对退休计划产品，监管部门是香港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另外还有一些自律机构，为了保证行业符合专业化标准及确保消费者利益，发布指导意见和行业守则。例如，香港精算学会、香港保险业联会、香港保险顾问联会等。

　　这种监管环境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保护，同时也确保了市场的有序竞争。没有任何一家保险公司可以凌驾于其他公司之上，所有公司享受同样的“国民待遇”。公立监管(OCI和SFC)和私立监管(自律机构)的合作监管符合国际标准，可以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

　　香港的保险深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一点很令市场参与者自豪。对像友邦这样专注于泛亚地区市场的国际水准的保险公司而言，香港是一个很好的基地。

　　魏革军：您认为香港保险市场可以给内地带来哪些启示，我们应当借鉴香港保险市场哪些好的做法？

　　杜嘉祺：正如我们刚才所讨论的，我认为香港有着符合国际标准的监管环境。我们一直致力于提供各类培训计划，旨在向内地保险行业介绍国际先进经验。

　　香港现在的竞争环境可以视为内地保险市场未来发展趋势的一个缩影。香港保险市场的竞争已经白热化，市场主体不仅在香港本土，可能在世界任何地方。这种竞争涵盖了产品设计、渠道创新、运营效益、资产管理以及所有人身保险业务等各个方面。竞争促使创新，同时也要求行业参与者的自律。

　　香港客户的风险观念比较强。部分原因是业界拥有国际水准的专业操作及服务，还有一部分应该归功于训练有素的代理人为培养消费者信心所作的努力。经过多年的执行和运作，专业化已经融入了一线员工的培训。

　　内地的保险市场正处于飞速发展的阶段。很多香港的保险产品及管理销售、运营效率以及社会责任参与等方面值得内地借鉴。同时，我觉得与欧美地区相比，亚洲各地区的文化背景及社会发展更为相近，我们在许多市场经验和模式，例如泰国或韩国，对中国保险市场进一步发展颇具参考价值。中国内地拥有广阔而多样化的市场，没有任何一个模式可以适用于整个市场。多参考借鉴，可少走弯路，加快发展。

　　魏革军：作为国际一流保险公司资深的CEO,您认为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保险人，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应当在哪些方面加强自我培养？

　　杜嘉祺：您可能会比较惊讶，我曾经在英国和南非从事过职业足球运动员的工作，那段经历给了我两点启发，那就是团队合作和热诚。足球是一项团队运动，不像网球单打注重个人技术，或像美式橄榄球，过于强调四分卫的作用。足球需要整个团队的合作，保险也一样。从外部来讲，保险公司管理者首先必须考虑到客户，但同时也必须考虑和监管部门、代理人、中介、股东以及市场的关系，这一点对像友邦这样公开上市的公司尤其重要。从内部而言，保险行业需要团队合作，要求协调产品设计、精算、代理人、渠道、营销以及投资等各个方面。保险是一个需要团队努力合作的事业。

　　保险是和足球一样需要热诚的行业。充满热诚的队员和团队，能创造令人惊叹的奇迹。我对人身保险事业的热情更甚于对足球的热情。保险是一个高尚的职业，不仅满足公众的保障需求，同时也为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因此，我和友邦同仁将以高度的热诚，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客户、代理人、投资者、股东和所有市场的参与者。

关键词：保险,蛋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