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改革紧迫感显现 中国将迎最大规模深层改革潮

　　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意味着最高决策层在全面推进市场化改革方面达成了共识，亦显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改革紧迫感。如果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能作为强力协调机构，在监督政策执行上取得根本性突破，使政府和市场的行为边界进一步清晰，则中国经济必将迎来史上最大规模的深层次改革浪潮。

　　如今，中国的经济蛋糕正以每年一个意大利的规模在扩张，在“金砖国家”里，中国的经济规模是其他四个成员国总和的1.5倍。照此趋势，中国注定是21世纪上半叶全球经济版图变迁中的主角。而梳理中国经济改革史，“放权让利”一直是核心命题。例如，从1984年到2003年，国有企业改革一直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其改革主线就是放权让利，国有企业在改革进程中逐步获得市场主体地位，并且在与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竞争中进一步激活了营商能力，在某些经济领域承担着不可或缺的经济和社会职能。只是国有企业改革早已被证明是世界级难题，中国迄今为止的国企改革是不完全的，甚至谈不上改革进程中的“卡尔多改进”。而从2003年至今的这十年里，中国经济改革的主线尽管依然是放权让利，但市场化进程进展缓慢，迈入深水区的改革每往前推进一步都显得特别艰难，原先作为改革积极推动者的地方政府、国有企业以及与其有着利益关系的特定群体，甚至成了影响改革的迟滞力量。中国经济格局在这十年里形成的明显特点是：地方政府强化了作为强势市场主体的角色，国有企业作为握有最多政策资源和要素资源的市场主体，并没有贡献出与其获益程度相对称的力量，甚至成为要素价格市场化的重大阻力，成为产能过剩的主要载体。

　　中国经济改革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即使是最强大的政府，最多也只能是特定时期经济增长的推手，本身并不构成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即便是最强大的国有企业，最多也只是特定时期经济职能的承担者，本身并不能覆盖民营经济的行为边界。

　　凭借35年来的出色成绩单，全世界都充分认识了中国政府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的角色，甚至有素来主张小政府、大市场的国际主流经济学家对中国政府掌控经济的能力也持积极肯定的态度。而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也确实是在产权不明晰，市场机制不完善且政府对经济保持适度干预情况下取得的，也由此丰富了改革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但是，在增量改革的大背景下，依靠政府主导下的投资，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在常态发展乃至困难时期经济政策的不二之选，这也造就了势力越来越强大的地方政府，进而形成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非合作性博弈。另一方面，以服务为施政要旨的中央有关部委，其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定位离“有限政府”、“服务政府”和“责任政府”的要求相距甚远。掌握着巨大资源配置权和政策投放权，行为却与搭建竞争性市场体系的要求往往背道而驰。其结果，最高决策层即便有着很好的改革思路和政策执行路线图，但在具体的落实行动中往往曲高和寡。地方政府宁愿将眼光紧盯着一些关键部门，跑批文、跑政策、跑项目，形成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只有中国还在跑项目的扭曲局面。政府这只理应在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大萧条等市场非常态时期才可以伸出来的“看得见的手”，逐渐固化为干预市场的“闲不住的手”。至于握有最多要素和政策资源的国有企业，本应在建立现代公司治理制度过程中逐步走出国门，追求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然而真实情况却是，本就占据优势地位的国有企业还与“民”(营企业)争利。资源配置的严重扭曲，不仅加剧了经济运行中的产能过剩和效率低下，还放大了系统性经济风险。

　　市场本身未必能够持续提供“自发秩序”，但政府不要试图证明自己比市场更聪明。经济改革的下一步，是以十二分的紧迫感全面推进市场化改革，让市场真正可以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

　　改革的突破口在于政府自身。改革的时间窗口稍纵即逝，拖延转型只会增加边际成本。唯有以好的市场经济秩序为参照系，以时不我待的决心全面推进系统性改革，才能真正突破中长期发展瓶颈。

　　笔者期待，以本次设立的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为契机，加快推进以政府转型为主线，以全面市场化改革为核心主题的综合体制改革，尽早确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形成基本公共产品供给的多元化服务体系；只有在此基础上，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才会取得实质性突破，压抑已久的中国民间投资热情也才有可能大大释放出来。与此同时，亟待通过理性的决策与高强度的执行力，促进地方政府全面升级发展思维，进而消除地方政府和中央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非合作博弈。

关键词：改革,深层,经济,改革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