饲料大王刘永好心得:我比时代快半步
“那天晚上,吃过饭,刘永好几兄弟跑来找我,说是要把厂子捐了,交给政府。” 时隔20多年,四川新津县的老县委书记钟光林对那晚的事仍记忆犹新。 当时是1989年。新津是全省面积最小的县,但当地人头脑灵活,善于做生意。刘永好兄弟几个当时已是有名的“饲料大王”。 然而,那晚来找钟光林时,他们惴惴不安。几兄弟说出来意:要把自己上千万的企业“希望饲料公司”捐给政府。 他们的措辞特别谨慎:厂子自愿无偿捐献,只是自己经营了那么多年,感情上舍不得,能不能让我们留下来打工,当个厂长,领一份工资? 钟光林问,好好的厂子,捐掉做什么呢? 刘永好弟兄们说:“书记啊,我们是知识分子,应该算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吧?但现在我们连自己到底是啥子人都不晓得了。” 让刘永好搞不懂的关键问题,就是他到底姓“社”还是姓“资”。 当时,希望饲料公司已成立数年,在省内外颇有影响,连孩子都跟着电视广告学:“我的猪长得肥,是吃了希望牌饲料……” 靠着质量好、价格低,刘永好正在向跨国集团正大公司发起挑战。后者当时是中国饲料行业的龙头老大。 正在踌躇满志,他突然发现“风向”变了,关于姓“社”和姓“资”的争论激烈起来。 “这之前,我是‘优秀专业户’、‘科技下乡典范’、‘致富榜样’,有很多荣誉。但突然间,过去经常来视察的各级领导一个都不来了。” 局面愈发艰难,采购、运输、销售很多环节都受阻。刘永好要买原料,铁路不给运。 竞争对手闻风而动,开始告刘永好“投机倒把”——由于当时实行严格的票证制度,刘永好根本搞不到足够的饲料票,就不停用鹌鹑蛋和鸡蛋找农民换。有关部门专门警告了他。 在那时,“投机倒把”是一个足以判刑的罪名。 “当时刘家几兄弟吓得连门都不敢出。”钟光林回忆说。 许多个不眠之夜,刘家兄弟们聚在一起,商量出路。他们最后决定把企业交公。 刘永好说:“我当时就想,要是把企业交了,还能争取当一个‘开明人士’。” 如果这次企业真的交了,那将会是刘永好第二次倒在“姓资姓社”的问题上。 第一次发生在1979年。他谋划了一笔“大生意”:和生产队合作做音响,生产队出厂房、资金,自己出技术。 在“下海”一事上,他堪称早起的鸟儿。 听说能赚钱,生产队长很高兴。眼看要投产了,但队长转念一想,觉得事情复杂,要报告大队书记。 大队书记说这事可不得了,要报告公社。 刘永好用板车拉着样品去找公社书记。很多小孩跟在后面看稀奇。 书记听他介绍完,停了有一分钟,突然反应过来:私人跟生产队合作?绝对不准!你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刘永好恍然大悟,他确实是早起的鸟儿,只不过起得太早了一点。 “要是当时让我搞成了,也许后来可能就不是李东升,不是TCL[微博]、长虹[微博]了,是‘新希望(12.74, -0.22, -1.70%)电子’了。” 历史并没有重演,那一晚,面对刘永好弟兄交出厂子的想法,县委书记钟光林没答应。 “我当时说,把厂子交给我做啥子?按照国营那种搞法,搞不好半年就死掉!你自己搞嘛,我支持你!” 钟光林说,他当时就不相信改革开放错了,不相信国家会走回头路。 刘永好点点头回家了,决定咬牙挺下去。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 消息传到成都平原。刘永好找到一篇文章,猛读起来。文章的题目是《东方风来满眼春》。 他至今能背诵文章里邓小平的话:“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我当时读了好多遍。”他静静地说。 终于,他确定自己真的不用做“开明人士”了。 从此,一切变化,像解冻的江河。 “姓社姓资”的争论消停了,改革的列车隆隆向前。希望品牌开始滚雪球般膨胀。 1993年,希望集团成立,成为中国第一家国家工商局批准的私营企业集团。 1995年,希望集团被国家工商局评为全国500家最大私营企业第一名。 1996年,刘永好参与创立中国民生银行(8.66, 0.07, 0.81%),成为大陆第一家民资入股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无数“第一”接踵而来。刘永好越来越撒欢:深耕农牧,进军化工,试水金融,海外收购…… 到2012年,新希望集团在15个国家建了554家公司。他还计划着要在5年时间里将海外投资的占比由3%提高到30%,甚至希望“最好逐步达到近50%”。对于这个设想,他觉得并非“狂妄”:“中国人多地少,粮食价格比国际高,进口不断增加,我们要把工厂设到国外去,在发达国家买技术买品牌,在资源好的地方买资源,在发展中国家建工厂,为中国市场服务。这就是我们的转型。”他说。 规模玩大之后,他开始玩创新,成立了民生电商,挺进最时尚的互联网金融,还谋划着农牧业的“全产业链模式”,打算包下中国千百万新兴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的市场和资金。 刘永好说,自己的心得是“比时代快半步”。 有网络评论说: “刘永好代表了中国民间无限的活力和创造力。” “头脑、胆量、眼光,他们都不缺,最缺的往往就是时代给他们的这半步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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