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师者宋卫平:中国房地产商中最富争议的大亨
1983年,他从大学毕业,成为一名党校老师;1995年,他成立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宣称要让天下人住上好房子;2003年,他创办了一个涉及学前、小学、中学和职业化教育的大型机构;2013年,他推出了学院式的养老项目,并筹划让自己的房地产公司借鉴大学的建制调整章程。他是一家公司里的“校长”,一名有“授业传道”情结的商人。 他是宋卫平,堪称中国房地产商中最富争议、个性最强烈的大亨。在很多人的描述中,他独断专行,赌性甚强,没有财务概念;也有人说,他追求完美,理想至上,颇有魏晋之风。或许这种夹杂着重重矛盾的个性,造就了宋卫平和同样性格鲜明的绿城。“有没有听过金币的声音?”当绿城正饱受破产传闻的困扰时,他会突然向记者抛出这样的问题,然后自问自答,“巴尔扎克小说里有过这样的描述。”如果你没看过他提及的一本书,他可能会用教训的口吻说,“你怎么还以写字为生。” 每一次采访他,都有种大浪淘沙的郁闷。他不会多讲绿城准备如何从一个商业决定里赚钱,而会跟你聊这个领域最好的状态是怎样的。那是一种强大逻辑体系下的滔滔不绝,以至于你有时会认为,他很难获取和同行一样多的利润,尽管他已是一名成功的商人。 完美主义者 2013年的冬天,当我来到杭州九溪玫瑰园酒店的一个会议室时,绿城服务公司从老总到经理,已经坐满环形桌。这是一个物管立项会的现场,但拍板的宋卫平没有按时出现,他其时正在对门的房间里参加另一个项目景观评议会,房间里不时传出他极富穿透力的训诫,据说他这种穿插式点评,常常会把会议时间拖长一倍。 大约一个钟头后,对面的门开了,但实际上,这只是中场休息。宋卫平在走廊上被一群年轻的设计师们围住,他用一种开头轻缓却在结尾处突然拔高八度的压迫式语调,详细指出需要改进的要点。讲完,他又踱回那个会议室,这厢的人们瞬间石化。 每一个绿城项目营造方案的参与者,都要经过这样的煎熬。宋对房子营造和服务的精细,可以达到两块砖之间的缝隙。强迫症般的苛刻极致,让绿城产品赢得了最高的评价,也让他显得偏激。 和他搭档了近20年的寿柏年说,“我不像宋董,他是完美主义者,我很赞赏这种境界,但是我达不到。老宋是织地毯的,讲究经纬度,讲究精致完美,所以他常处于理想和现实的焦虑中。” 这种焦虑,在最近一次的宏观调控期间达到顶点。宋卫平曾在2009年的土地拍卖场上摘走多宗地王,但随后的市场冰冻促使绿城负债率飙升至150%,资金链岌岌可危,破产传闻四起。 这不是宋卫平第一次面对调控,但他仍心怀不忿,直言“促销、卖项目,再不行就一降到底,不做地产了”。 他最终承认了对形势的误判,并通过引进九龙仓和融创,避免了绿城大厦的崩塌。此后,绿城房产进入战略保守期,他将进攻放在养老、农业和园区服务等领域,开始学习对手的长处,三番五次组织高管团队到万科、融创和世茂学习。 矛盾体 等宋卫平坐到采访桌前,夜烛已点燃。他叫了碗肉片面条、一支插吸管的可乐,用力揉搓面颊和眼睛后,大口吃了起来。他有着旁人眼中的好面相,双颊包面、鼻翼厚重、眼梢狭长以及那个年龄段男人罕见的酒窝。 宋卫平生于1958年,25岁从杭州大学历史系毕业,到舟山党校做了5年老师。后来,他到珠海一家电脑公司负责编制内刊,从文员一直干到一把手。1994年,他回到杭州创办绿城。 宋卫平酷爱竞技运动,喜欢下围棋,据说还出版过一本讲桥牌规则的书。他要求绿城所有的项目必须教会业主的小孩游泳,多年前便买下了当地一支足球职业俱乐部,并经营至今。2002年足球反腐时,他还曾以“打黑先锋”的形象登场。 他的竞技爱好,当然也包括那个人们口耳相传的“赌博”嗜好。根据他身边人的描述,他可以赌每个人的生日、血型和星座,喜欢通过别人的言谈举止来下各种推论,并相信自己“对这个世界观察的细腻程度超过一般人”。很多时候,他喜欢说话时长时间闭着眼睛。 2012年,宋卫平陷入一场合作纠纷。对方在项目开始预售后,要求绿城退出,并拿走了项目团队的公章。宋与之数次交涉无果后,选择了报警和起诉。他告诉媒体,对方有着相当惊人的地方背景,以至于“利令智昏、巧取豪夺”,而决定这次合作很大程度是缘自“他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物以类聚,我想总归八九不离十”。 合作开发是绿城扩张策略中的重要一环,观察者认为,这反映出宋卫平对合作者的尽职调查失于粗放。事后,打赢官司的宋说,“即便今天吃这个亏,但我的基本理念还是人之初、性本善,把工作做到家,把善的点亮,把恶的压下来,问题就能避免。” 对宋卫平而言,掌控员工比掌控外界要容易得多。在绿城,他的角色像个独裁者。动怒时,他“说着说着就可以把员工的手机扔出去”。在品质管控这类话题里,他甚至会厉声斥责做得不好的项目总监“可以去跳楼了”。 但有时候他又会有截然不同的表现。绿城人戏称,汇报工作时最好派一名女高管去,因为宋卫平一看到自己将对方骂哭,反而会不知所措,转而安慰对方。针对电商这样的新课题,他也会跟员工们说,“非常抱歉,我这方面没有太多做决策判断的基础,这是我作为管理者的一个盲区。” 宋卫平说自己最大的成就,除建造了一批可以长存于世的作品外,就是拥有一群跟随理想的员工。 宋曾给绿城的应聘者出过一道古文解释题。这段选自《论语·先进》篇的文字是: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访谈 经济观察报:你每天的工作时间是如何安排的?有人说你从晚上开始工作? 宋卫平:多数从下午开始,也有一部分时间是从早上。从早到晚工作,一般都会头昏脑胀,一个人到这个年纪的精力,也就十个小时,不宜过长。 经济观察报:你的职业生涯中哪些事让你印象深刻? 宋卫平:进入房地产这个行当之前,我给珠海的一家公司做内刊。后来几年,我把这个公司主要职位都做了一遍,应对了很多危局,最后做成了一把手。人只要认真,脑子不笨,绝大部分的事情是可以做好的。在绿城的企业文化读本中,最主要就是认真。 2002年前后,绿城开发了桂花城项目,这个项目的品质在当时来说是非常靠谱,受到客户们的肯定。这时公司里开始莺歌燕舞,我觉得这个现象不行,就召集了当时营造桂花城项目的人员,总结了很多文本对桂花城进行批判,然后当作绿城人的必读教材。一个事物没有完美极致的尽头,很多作品都会有缺憾,你只要没有创新,没有对自己有吹毛求疵的要求,恐怕就要落到行业的末端。 第三件就是2011年10月发千字文的那个晚上,我坐在(杭州西子湖)四季酒店的大堂里,讲老实话很沮丧。这个企业就像外界传闻的那样,在风雨飘摇中。其实,我对调控手段有一些看法,企业要有自己的追求和坚持,大不了就不做呗。现在看来,我们做出了最正确的决定。 经济观察报:听起来最近一次很悲情。 宋卫平:谈不上什么悲情,讲得通俗一点,是无奈。如果当时选择放弃、逃避、不负责任,那么以后呢?结局将不堪设想。绿城选择坚持,是一个全局观的问题,大是大非的问题。 一般人到了我这个年纪,重新打造基础的可能性不大。尤其是经过2005年和2008年两次宏观调控后,绿城也开始适应,没有心存侥幸。万一调控时间再延长呢?就算要放弃,也总要在好一点的时候放弃,哪怕最后努力都白搭,也心安理得。况且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关乎整个公司的命运,无数的绿城业主。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们总算开始走出来了,好在我已是知天命的人了,应变可以更加从容一些。 经济观察报:今后做中国企业的领导者会有哪些不同? 宋卫平:过去十年,做企业的人受惠于改革开放是非常显著的。改革仍在继续,但政府和市场的不确定性可能会给企业带来很多的挑战。 经济观察报:未来挑战在哪里? 宋卫平:商业环境。现在的民营企业处在一个艰难的生存环境里,我希望有一个相对比较稳定、往上走的、有秩序有结构的经营环境。我们希望所谓的调整是一个良性的调整,而不是恶意相加、歧视性或片面的调整。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调控是2011年绿城危机的主要原因? 宋卫平:在中国这样一个背景里,采用非市场化的手段来管控,从他们的逻辑是说得通的。这个问题我们自己也要检讨,这是我们的不足,有点太自我,对自己做的事情太有信心,自我感觉太好,对宏观经济里的不利因素警惕性不足。有些事情如果我再努力一些,其实是可以管得更好。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到目前为止自己最重要的成就是什么? 宋卫平:如果自己能够有一点成就感的话,就是绿城能为数十万人带来良好的居住体验,为他们造家。员工的成长也是绿城最重要、最骄傲的成就。我们把房子造得再漂亮,这些漂亮终究属于客户,只有这些营造者,才是绿城的灵魂,这是我引以为豪的。每年年终,表彰大会一开完,考评成绩一出来,晚上就有猎头给他们打电话了。 经济观察报:如果不做地产,你会想去干什么? 宋卫平:要看年龄。我现在这个年龄,去做老师也很好,但老师也有升学率的要求,天下没有不辛苦的事。 经济观察报:绿城像一所学校么? 宋卫平:所有文明的主体和容器,都在城市里面汇集。城市是目前人们享有文明资源和自然资源最合适的状态,而大学就是一个城市的基本属性,也是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实绿城目前和将来要做的,就是一座大学要做的事。我们房产有5000名员工,每年年终的述职报告,有人讲得好,他就是老师和教授。我们有服务系、景观系、房地产企业管理系,对刚刚从大学毕业的绿城员工,我们相当于一个研究生院,大学以后的大学。 进了工作单位,很多人认为从此告别了学校,但实际上你还在上学,是另一种学习形态。这个道理我们已经讲了十几年,在绿城已经很浅显了,但在全中国,真正意识到这一点的企业不多,一个企业的生存基础比较扎实,才能慢慢领悟到这些东西。 今年,我们人事部门已经在编制绿城学院的章程,今后绿城将会是两块牌子,对外是绿城房产公司,对内是绿城学院,公司的各个部变成了系,各个系统变成相关专业。只有永远保持这种学习进取的态度,不断强化这种学习型企业的模式,才能在目前科技发展、竞争、国际融合的飞速变化中,取得长足进步。 经济观察报:绿城的养老项目为什么叫学院式养老? 宋卫平: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老年人的退休生活做成另一种理念的大学。很多时候,他们的文化生活非常空虚,所以用大学的组织形态、学分形式来做管理,让老年人重回学校的环境。这个社会,真正需要关心的是孩子和老人,关心小孩的人太多了,老人离死亡更近,改变的可能性更小。作为人类文明的推动、传承和回报,最好的方式是教育和医疗,最值得当下去做的就是养老项目。能不能从商业的角度来做这件事呢?我10多年前就开始考虑,一直下不了决心,因为最难的一个环节是护理。后来,我们有了自己的绿城医院,有很多人以护理作为他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就有信心了,大概是可以开始做养老这件事了。 经济观察报:会不会太理想化? 宋卫平:人没有理想活着干嘛?! 经济观察报:企业家诉求与社会责任之间是什么关系? 宋卫平:一个企业家的天职,应该是组织企业替社会和用户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赚钱是达到这个任务的必要条件之一。伟大的商人应该能够领悟到为何赚钱,赚钱干什么,会对别人和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如果再工作五年、十年,我认为我可以去做不赚钱的事情,愿意天下变得更美好一点,我是有这个觉悟的。我相信,这也是天下人的共识。 经济观察报:如果你有机会重新来一遍,会做出哪些不同的选择? 宋卫平:依然会是这样的宋卫平,不会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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